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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負特質
翻譯：黃世明
翻譯自安德烈．葛林（André Green）：與溫尼考特嬉戲（Jouer avec Winnicott）一書
論負特質
翻譯：黃世明
翻譯自安德烈．葛林（André Green）：與溫尼考特嬉戲（Jouer avec Winnicott）一書
當我在準備這場演講時，回憶起在我的筆記裡，與某個病人在一次治療時段中的臨床材料，那是我在1987年為了「負的工作」研討會的準備；早在我撰寫相關主題的書籍之前（1993a）。待會再談這件事。在開始報告這個治療時段的材料之前，我得先向大家稍稍解釋與這個病人相遇的過程。
在我執教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時，有位女士要求見我。她參加了我的開場演講，想起她的一位朋友曾經推薦她來找我。她這位朋友告訴她，說她應該來找我，說我就像是法國的溫尼考特，但這種恭維我其實擔待不起。她告訴我，她與溫尼考特進行了多年的治療。在她放棄治療之後沒多久，溫尼考特就過世了。這段時間以來，她因為無法找到其他人繼續治療而深受痛苦，儘管她也有過幾次嘗試，卻都徒勞無功。
她在年輕時開始她的第一段分析，儘管做了許多犧牲與努力，分析還是因為負向治療反應，很糟糕地結束了。是分析師終止了治療，因為受不了她。在找到溫尼考特之前，她也找過很多各式各樣的分析師與治療師，但都先後放棄。然後她終於找到溫尼考特。她對於他們的會面顯然有著超乎尋常的好印象，總是告訴我：「沒有人像溫尼考特一樣，」這點我很相信。
在我們見面之後，她似乎也想要尋求我的幫助，但我們雙方都明白，不可能跟我進行真正的（嚴格意義下的）分析，因為我們居住在不同的城市。雖然當時我在倫敦教學，我是每週從巴黎到倫敦之間往返。在幾次會談之後，我向她提議一年中我們見面三到四次，每次大約持續一週的時間。我知道這種方式很不理想，特別是對她這類型的病人，她會在分離的期間非常痛苦。但我又有個感覺，覺得我們在見面時接觸的品質夠好（如果是今天，我會說是我被引誘了），而分離的經驗或許可以在我們再度見面時，幫助她了解自己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她的感覺是什麼）。總之，我似乎無法拒絕幫助她；倘若我果真拒絕了，她必然再度經驗為被世界所拒斥。她同意我所擔心會發生的事，也接受了我的提議。因為她在慢性憂鬱中相當痛苦，我建議她應該在這期間在倫敦找個人幫忙。她試著去見了我向她熱心推薦的同事，但因種種理由，就是行不通。既是因為她對這位分析師有著非常負面的感覺，同時也因為，既然她沒有打算停止跟我見面，這位分析師也不接受這種把自己放在一種斷續取代的治療者位置。
這時我才明白犯了錯，提出了一個雙方都沒有準備要接受的建議。我花了一段時間，才明白眼前這位病人，就是溫尼考特在《遊戲與現實》書中，「過渡客體與過渡現象」一文最後一小節提到的那位女病人。我重讀了這一節，對於他提到的每一點都完全同意。有這樣的機會可以活生生體驗到溫尼考特在文章中所描寫的，這是獨一無二的經驗。關於讀到的部分，我沒有異議之處，只是對於溫尼考特沒有指出一些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地方，我覺得有些遺憾；待會兒我還會再回到這些地方。
在此請讓我向大家報告，這位病人與我十年前進行的一個治療時段的材料，這距離溫尼考特在書中報告的那個治療時段至少十五年以上。
病人單獨和我在一起，顯得非常擔心，無法忍受門鈴或電話鈴聲，有一點聲音就幾乎要跳起來。她似乎在一種驚嚇的狀態，但我也被她的反應嚇到。她似乎有點迷惘，環顧四周，彷彿一切都很陌生。她不願意躺在躺椅上，但也不願意坐在對面的椅子；她坐在躺椅上，每次前來都這麼開始：「我在哪裡？現在幾點？我在這裡做什麼？」然後，經過一段沈默，她開始說話了。「我來告訴你一個夢。我的第一個分析師來拜訪我。經過一段時間，我本以為他要走了，但後來才了解到不是這樣。我得要處理這情況，於是我俯身向前，親吻了他。」（這位分析師就是：他的「負」比溫尼考特的「正」更有真實感的那位。我一開始以為，我可能代表了他，但我不是那麼確定，他對病人而言是否真的是一位男性角色。）她接著說，做了這個夢之後，我就打了電話給她，告訴她可以過來。（她早先已經打過電話問她是否能跟我約時間，我得要確認之後，才能給她肯定的回覆。）「有一件事讓我很開心，就是我把所有的藥都停了，而我現在感覺好得多。」
分析師：「要來看我，妳不需要吃藥。」
病人：「沒錯。但我在做什麼？」
分析師：「也許，繼續些什麼。」
病人：「噢對，真的。我在想，我的很多問題跟一種狀況有關，就是我在這邊講一些事情，而我在那邊又有另一些事情，而這些事情跟那些事情之間有個空間，有些什麼發生，比如說旅行，去了那裡然後回來。從這裡到那裡，我能做什麼？更要緊的，是我怎麼回來？」
病人的這些話很容易讓我們想到溫尼考特所提到的，關於「事實」與「事件」的那些內容[1]。但這裡，她也在談一種與她來找我的心情相吻合的心理狀態（état psychique/mental state）。這同樣對應於溫尼考特與我之間的聯繫。我們可以認為，她把來巴黎找我，聯想到她被撤離到國外的那段時期。但除此之外，我更要強調旅行的隱喻：它描繪出在主觀的創造性與客觀現實之間，二者的中介場域裡所發生的事。她心心念念尋覓返鄉之途；換言之，避免在一片沙漠或海洋當中迷路。希臘人[2]有這種相同的恐懼。確實，她彷彿在半路迷失了方向，哪裏都到不了。她曾跟我提過，那些撤離到海外的孩子，是如何在旅程當中冒著生命危險（因為有德軍潛水艇的攻擊）。在海外待了三年之後，不管是在身形外貌或舉止神態上，她都像是變了個人；她回家的時候，媽媽甚至認不出她來，就好像媽媽也失去了她[3]。
她繼續說：「有件事很有趣，有兩個朋友是在撤離期間認識的，她們兩個都很喜歡我媽媽，其中之一甚至跟我說過：『好希望她就是我媽媽喔！』她一直都留著一張跟我媽媽的合照。對我來說，我媽媽這麼糟糕、這麼可怕，我實在無法理解。好吧，有人說，我媽媽對待其他人的孩子，跟對待自己的孩子不一樣；那麼，她對待我的朋友的時候，一定也跟對待我很不一樣。」
我告訴她，這也許與「這裡」和「那裡」，有些什麼關係。「也許，當時妳也不確定自己在這兩個地方，『這裡』和『那裡』，是否還是同一個人。同樣的，要把那兩個母親整合起來：跟別人在一起的母親與跟自己在一起的母親，當成同一個母親，對妳來說實在太困難了。」
病人：「沒錯。離開之前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我完全沒有記憶。但我還有印象，當我在那裡、在撤離的國家那邊的時候，那時就好像我的心被挖出來放在旁邊，而生活一直在繼續。我十五歲時回到家，頭髮燙了，擦著口紅，穿著高跟鞋，而她不認得我。」
分析師：「在十二歲與十五歲之間，好多事情都不一樣了。」
病人：「噢對啊，當然，我月經也開始來了。但這件事對我來說沒什麼不一樣。我要說一件很好玩的事，保證你沒聽過。伊莉莎白・泰勒剛寫了一本書，也上了電視。她身上拿了（Elle a perdu/She lost）兩顆『石頭』，差不多有13公斤，然後什麼都停了：不再喝酒，停了治療，還有些其他的。[這讓我想到病人停了藥。] 你知道嗎，我做了個夢。戰爭的時候，我們每週都有下午茶會，會邀阿兵哥來一起跳舞。然後啊她呢，伊莉莎白・泰勒，在夢裡跟我媽媽跳舞。好奇怪對不對？就好像我沒辦法離開我父母。當我想到他們的時候，我感覺他們好像在懇求我：『拜託允許我們離開，讓我們走吧。』可是我好像沒辦法。」
分析師：「是啊，如果我們失去兩顆『石頭』的話，問題就會變成這樣。」我意指她父母的兩塊墓石，設法告訴她，是父母的身體在她自己的身體裡。
病人：「我都聽不懂你在說什麼。」她老是這樣說所謂（她稱之為）我的佛洛伊德式詮釋，或者這種詮釋的隱喻風格。「其實，我想到我裡面的媽媽時，她就像是被驚呆石化（petrifiée/petrified）的樣子。而隨著時間過去，越來越覺得我不得不面對父母過世這件事，但我裡面還是有些什麼，不能接受他們已經不在了。彷彿我把他們囚禁在煉獄（purgatoire/purgatory）或靈薄獄（limbo/limbes）[4]。」她的父母很久以前就過世了。
分析師：「我好像記得，死去的嬰兒是待在靈薄獄。」她的母親與她自己都失去了兩個嬰兒。
病人：「啊對，沒有受洗的嬰兒。」
她繼續說，提到她第一次懷孕，後來流產。家裡很不諒解她懷孕這件事。
在這次的分析時段中，我們又可以看到她與母親的深刻連結，因為在她出生之前，她母親也有過兩個[5]生下來就夭折的嬰兒。談到她自己夭折的小孩，她說她永遠沒辦法認為這個小孩已經不在了。再一次，哀悼是不可能的；她與死亡之間，存在著相互迫害的關係。
病人：「我覺得我所有的問題，都是空間與時間的問題。但我現在有好一點了，因為我不再巴著治療師不放，要求他讓我好過一點。我明白，不該再這樣要求他們。但這些來來去去，對我還是個問題。我沒辦法自在地旅行，因為我必須一直確認在旅程中有廁所可以上。如果旅行必須坐沒有廁所的巴士，那我就放棄。我所有的念頭都這麼轉著：『我去那裡，在那裡轉車，我抵達那裡，然後做這件事那件事。』只有這樣我才能離開。」她在過渡場域中尋找一個地方，來安置她身體的一部分，就像她與母親的連結永遠都在。（溫尼考特曾說，糞便可以理解為過渡客體。）
這兩個治療時段在相互對照之下，有著明顯差異。我們或許相當驚訝於，在病人與我的分析工作中，性特質佔據了這麼重要的位置，而在與溫尼考特的工作則幾乎付之闕如。這並不完全是來自移情的差異。甚至可以懷疑，是否在溫尼考特的文章中，對性特質有著重大的審核裁減（censure/censorship）。在「過渡客體」這篇文章的1951年版當中，有相當篇幅的討論是關於伍爾福（M.Wulff）[6]的文章《嬰兒最早期的戀物癖與客體選擇》（1946），其中溫尼考特探究了戀物癖與過渡客體的關係。這些有意思的討論，未見於《遊戲與現實》中的版本。我碰巧知道這位病人曾經與一位在性方面有重大困擾的男士結婚，後來又離婚了。（溫尼考特對此隻字不提：這僅是基於保密的原因嗎？）她與溫尼考特中斷分析，是為了一段感情。我們真能肯定，這件事與移情毫無關係嗎？再者，她在青少年時期，與父親的關係帶著強烈的情感，父親能認可她的女性特質，因此引發了母親的嫉妒反應。但父親並未真心讚賞她的聰明才智，為此她怨恨父親。我不太能夠把這些面向的材料，單純認為只是病人的防衛，甚至認為毫不相干或無關緊要。她來看我的時候，會以各種方式提到，在她投宿的地方，老是有旅館的人拐彎抹角，暗指她來巴黎是為了與情人幽會。可是她在伊莉莎白泰勒的夢裡，再現的是與母親的同性戀關係。我的假設是，伊莉莎白泰勒代表了那個歸來的十五歲女孩，渴望著誘惑母親。可是實際上是她遭到母親的斥責。如果沒有那個夢[7]，我或許也傾向於認定這些只是表面的材料；但我不這麼認為，因為她對第一位分析師的性特質移情，後面緊接著出現了與母親跳舞的同性戀幻想，這呈現得再清楚不過了。
此處還與一種旅程有關，也就是佛洛伊德所稱，「從母親轉向父親」之客體轉變的旅程。無論如何，溫尼考特治療時段裡的諸多元素都還在。對旅程的指涉，對失憶的指涉，感覺失去了父母，尤其是母親；更重要的像是，與旅行有關的、她「在旅行開始時和結束時是兩個不同的人」這樣的念頭，失去連續感，對死亡的拒斥，彷彿父母的屍體（特別是母親），在她自己身體的牢籠裡被石化（將死者納入體內）：以上這些，處處都顯示了負特質的工作，顯示出她若要在與他人關係中正面投入，會遭遇極大的困難。這位病人每天早上醒來時都哀叫著：「我沒辦法，我沒辦法，我沒辦法」，如此持續數小時，好不容易才終於可以下床。旅行，似乎是再現了她自己的一種動力模型，是對抗死亡、以為自己即將在缺陷與空虛之中死去的這種印象，所做的奮力最後一搏；在她與我相遇的最初之時，她所抱怨的那些事，正提醒了她，那些缺陷與空虛的存在。
在我們分離的期間，有一次她的貓跑出家門，穿越馬路，被車子撞死了。她感到深沈的悲慟，寫信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字裡行間似乎透露出，被車輾過的貓，看來就像流產，甚至糞便。我不是很清楚這對她的意義。讀著她的信，其中描述著那可憐貓的屍體，我無法避免這種感覺，似乎她有種無意識的滿足，而她對此毫無察覺。倘若我做這樣的詮釋，那我們的關係就完了。顯然，死去的貓就像某種「母嬰同體」的動物（un animal « bébé-mère » / a mother-baby animal）。事故發生於她不在的時候，所以是她的錯；如同媽媽不在時，一切發生在她身上的事都是媽媽的錯。經歷如此的遠行，歸返的還是同一人嗎？
在我跟她進行的分析中，我試著延續一切早先溫尼考特在她與母親的關係中闡發衍伸的工作。不過我也逐漸引進與父親的關係，情欲滿足以及文化交流是與父親連結的，而母親被排除在外。她的智性活動無疑受到對父親認同的引領。我們在情況許可的範圍內盡力深入。一度，她甚至設法前來將近一個月進行密集治療，儘管我事先提醒，說自己不覺得有神奇的全能，可以用這種方式的治療來把她治好。但，有一次她告訴我，關於她搭乘地鐵時、碰到旅客的嘔吐物然後就回倫敦了，這事與溫尼考特書中提到、她在治療時段的最後所告訴他的，兩相對照，仍然讓我大感震驚。確實，就如某一次溫尼考特所說，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她滋養。這讓她非常生氣；她結束了這次會面，然後就離開了。
這樣的治療持續了幾年；終於，她來見我的頻率逐漸減少，直到完全停止治療，因為她不再覺得有此需要。她寄聖誕卡片給我，以一種幽默嘲諷的語氣，寫著「就像教養良好的英國人會做的」。她一直經常旅行，但狀況好多了，儘管她的症狀並未完全消失。
[1]（譯註）葛林所說「病人的這些話很容易讓我們想到...關於事實與事件的那些內容」，究竟所指為何？譯者認為或與溫尼考特對此病人的以下描述有關：當母親不在時嬰兒（或貓）可能發生的不幸事件（哭叫數小時）；當病人到其他國家想找父母親，最後才明白他們不在那裡時，所說的「現實就是如此」；乃至所謂「空白是唯一的事實」、「唯一真實之物，就是不在這裡的東西」等語。
[2]（譯註）譯者以為，葛林在此指的是《奧德賽》這部以「返鄉」為主題的史詩。
[3]（譯註）「失去了她」：l’avait perdue/had lost her，這裡英文與法文中的動詞分詞（perdu/lost）都可用以指稱「迷路」。
[4]（譯註）這兩個詞都是天主教神學專用術語。purgatoire/purgatory：煉獄，信徒生前犯下的小錯尚未完全補償，死後須受火燒之苦，除去罪污，靈魂淨化後才能進入天堂。limbes/limbo：中文世界一般翻譯為「靈薄獄」。此字在宗教上的意義是「地獄的邊緣」，是尚未受洗的夭折嬰兒（包括尚未成形的胚胎）靈魂的安置之處。在一般語言中，亦有衍伸指稱一種中間或模糊未定狀態之意。
[5]（譯註）此處，英文版寫「一個」死產嬰兒。
[6]（譯註）Mosche Wulff（或拼為Moshe Woolf），1878年生於敖德薩（今烏克蘭境內），1971年逝於特拉維夫（以色列）。是Karl Abraham的學生，先後參與了俄羅斯精神分析學會（但後來被迫解散）與以色列精神分析學會的創立，並在兩個學會中皆曾任會長。以德文、希伯來文與英文寫作。此處提及的Wulff文章請見：Wulff, M. (1946). Fetishism and object choice in early childhood.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15: 450–471.
[7]（譯註）在葛林報告這位病人的治療時段中，事實上病人提過兩個夢：病人早先提到的、俯身親吻了第一位分析師的夢，以及後面伊莉莎白泰勒與媽媽跳舞的夢（後者似乎是過去的夢）。譯者以為，此處葛林說的「那個夢」應該是前者。
關於作者
黃世明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精神科醫師、法國第七大學"精神分析研究"學院碩士
黃世明
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精神科醫師、法國第七大學"精神分析研究"學院碩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