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www.utopie.url.tw/custom_132979.html【李俊毅】佛洛伊德及其反對者：Part Ⅲ【李俊毅】佛洛伊德及其反對者：Part Ⅲ
佛洛伊德及其反對者（Freud and his Dissidents）Part Ⅲ作者：李俊毅佛洛伊德的美國行（＊參考瓊斯的佛洛伊德傳記）
1908年12月，美國麻薩諸塞州克拉克大學（Clark University）的校長史丹利．霍爾（Stanley Hall）邀請他在大學成立二十周年（隔年的1909年）慶典舉辦一系列精神分析課程，旅費由大學支付。校方提議的日期是1909年七月的第一週，但是佛洛伊德認為自己擔負不起在維也納三週的診療費用的損失，因而拒絕了這項邀請。
幾個月後，史丹利．霍爾宣布慶典延期至1909年九月的第一週，酬勞是三千馬克（大約714.60美元），這促成佛洛伊德答應這次邀請，因為這不影響（或說是符合）佛洛伊德的工作日程，當然也不影響他的實質收入。佛洛伊德邀請費倫齊（Ferenczi）陪同前往，他對於這次旅行非常興奮，費倫齊更因此開始學習英文，並訂購了一些關於美國的書籍，以便他們能夠對這個神秘的國家有個基本認識。然而，佛洛伊德則是從他一本關於塞浦路斯（Cyprus）的書中得知最好的塞浦路斯古物收藏於紐約，這才是他真正希望看到的。佛洛伊德不熱衷於旅遊書籍，美國之行唯一想看的只有尼加拉瀑布（the Niagara Falls）。“美國”在他心中似乎無甚重要，瓊斯引述《魔笛》（The Magic Flute）劇中發人深省的一句話：「我不能強迫你去愛」（“I can't compel you to love”），他則認為這是佛洛伊德壓抑（suppress）內心興奮的防衛機轉，以免這種興奮轉變為焦慮。佛洛伊德“佯稱”這次旅行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機會跟好友一同旅行，他宣稱沒有為這一系列講座做任何準備，只說在船上準備即可。費倫齊說他考慮攜帶一頂絲質禮帽，佛洛伊德說他計劃在當地買一頂，然後在回程把它扔進海裡。
佛洛伊德對於這趟美國行心中滿滿的矛盾情結 — 既興奮又要適度壓抑，既期待又滿臉不在乎。只是幽默而嘲諷的態度，形同間接承認這次旅遊／講學對他的重要性。一派輕鬆的態度只是要維持起碼的自尊，殊不知他的學術成就即將從歐洲文明圈子拓展到更遙遠的新興文化場域，而這個時間點確實是精神分析快速往外擴展的起始點。
六月中旬，佛洛伊德聽說榮格也收到了邀請，他認為這大大提升美國行的重要性，於是他們決定一同前往。佛洛伊德原先計畫書寫旅行日誌，但三天後放棄了，只是他每天都會寫長信給妻子。他們整天都在充滿歡樂氣氛的討論中度過，佛洛伊德顯然很享受這次旅程。除了濃霧之外，天氣很好。航途中，他們三人分析了彼此的夢——這算是第一次群體分析的例子。電影《危險療程》（A Dangerous Method, 2012）中有一段搭船過程兩人的對手戲，兩人間（關於夢）的較勁揭露佛洛伊德與榮格形同父子的伊底帕斯衝突，也預示兩人即將因為理念嚴重歧異而終究分道揚鑣，可當作茶餘飯後話題。榮格後來告訴瓊斯，佛洛伊德的夢似乎大多與家庭和工作的未來有關。佛洛伊德則告訴瓊斯，他發現艙房服務員正在閱讀《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學》（The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這讓他第一次意識到自己可能小有名氣。
他們於9月27日星期天晚上抵達紐約，記者採訪還算順利，隔天報紙僅簡短報導一位名叫“佛洛伊德教授”的維也納人來訪。他們住在曼哈頓酒店，每晚二點五美元。上岸的第一天，佛洛伊德拜訪堂兄埃利·伯恩斯和老友拉斯特加滕，但他們都還在度假。布里爾（Brill）（*早期精神分析運動中的重要人物，也是佛洛伊德的親密夥伴，是第一位將佛洛伊德的作品翻譯成英文的人，對於佛洛伊德思想在英語世界的傳播有重大貢獻。）帶他們四處參觀，首先是中央公園，然後是中國城和貧民區。第二天早上，他們抵達佛洛伊德在紐約最想參觀的地方——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佛洛伊德對希臘古物特別感興趣。布里爾還帶他們參觀了哥倫比亞大學。瓊斯並未隨船前往，而是在第二天加入了他們的行列，大家一起在哈默斯坦（Hammerstein）的屋頂花園吃晚餐，之後看了一部有很多瘋狂追逐場景的早期電影，這是他們第一次看電影，費倫齊像個孩子般異常興奮，但佛洛伊德只是靜靜地沈浸在歡樂中。隔天早上安排更多博物館行程，下午佛洛伊德覺得該為他的講座做點準備了。
佛洛伊德起初不知道該講什麼，他一度傾向於接受榮格的建議將演講內容聚焦在夢，然而瓊斯建議他選擇一個更廣泛的主題，他也覺得美國人可能認為夢的主題不夠“實用”，最終他決定以簡介精神分析的方向進行。每場講座都是在事先與費倫齊一起散步半小時後構思的——這說明他的思路是多麼暢流無阻。這些講座後來以多種形式出版，初始反應褒貶不一，多倫多大學的院長是典型的反應：「一般讀者會認為佛洛伊德主張自由戀愛，解除所有約束，並回歸到野蠻時代。」
佛洛伊德用德語發表了五場講座，沒有任何講稿，語氣認真且嚴肅，給在場聽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聽眾中有一位女士透過瓊斯轉達非常渴望聽佛洛伊德談論性的主題，佛洛伊德回答：“In Bezug auf die Sexualität lasse ich mich weder ab- noch zubringen.”意思是他既不會被迫談論，也不會避談這個主題。
事實上，新英格蘭對於佛洛伊德的新學說並非全然陌生。1908年秋天，瓊斯在波士頓舉辦了幾次十六人參加的座談會，其中最重要的是哈佛大學神經病學教授普特南（James Jackson Putnam, 1846-1918），也只有普特南與佛洛伊德的交流得到了實質的成效。接著在1909年五月，就在佛洛伊德訪美前不久，瓊斯與普特南在紐黑文（New Haven）舉行了一次重要學術會議，兩人在會上發表了引起廣泛討論的論文。
普特南當年已經是一位成名的六十三歲波士頓醫生和哈佛大學神經病學教授，他偕同被尊稱為美國心理學之父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 1842-1910）前往克拉克大學聆聽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講座。普特南對精神分析理論的興趣始於1906年；1908年遇到佛洛伊德的首位英語世界的擁護者瓊斯，他的興趣再次被激起，當年瓊斯才二十八歲。後來普特南成為佛洛伊德的首位美國信徒，1911年美國精神分析學會的創始人和首任會長，以及1914年波士頓精神分析學會的創始人和首任會長時，他的朋友們仍然感到驚訝與不解。普特南後來對於神經衰弱（neurasthenia）這個主題研究頗深入，IJPA創刊號(1920)的第一篇文章就是瓊斯介紹1918年過世的普特南，值得一看。
講座結束，佛洛伊德被授予博士學位，這是一個特別感人的時刻，特別是長久遭受排斥和蔑視後，能夠被如此禮遇，對他來說就像是一場夢。他在簡短演講中感概的說：「這是我們多年努力第一次得到官方的承認」。
佛洛伊德也描述他與當時病重的威廉．詹姆斯的感人會面。威廉．詹姆斯精通德語，對佛洛伊德的學說非常感興趣，他對佛洛伊德一行人非常友好，臨別時他用手臂摟著瓊斯的肩膀說：「心理學的未來屬於你們的工作」（The future of psychology belongs to your work），簡而言之，威廉．詹姆斯肯定佛洛伊德的學說是心理學的未來，這句話頗值得深思，特別是他是清教徒背景（＊當初清教徒尋求宗教自由之地、逃離英國國教的迫害，搭船逃到美國。清教徒在美國得到宗教自由後，卻剝奪其他人的信仰自由。他們不只從歐洲帶來歧視猶太人的習性，也歧視他們脫離的天主教）。值得一提的是，美國文學界大名鼎鼎的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1843-1916）就是威廉．詹姆斯的弟弟，他的「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書寫方式與精神分析的發展亦步亦趨。
關於作者李俊毅高雄長庚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
https://www.utopie.url.tw/custom_132478.html【黃世明】論負特質 【黃世明】論負特質
(本文節錄自)論負特質翻譯：黃世明翻譯自安德烈．葛林（André Green）：與溫尼考特嬉戲（Jouer avec Winnicott）一書
當我在準備這場演講時，回憶起在我的筆記裡，與某個病人在一次治療時段中的臨床材料，那是我在1987年為了「負的工作」研討會的準備；早在我撰寫相關主題的書籍之前（1993a）。待會再談這件事。在開始報告這個治療時段的材料之前，我得先向大家稍稍解釋與這個病人相遇的過程。
在我執教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時，有位女士要求見我。她參加了我的開場演講，想起她的一位朋友曾經推薦她來找我。她這位朋友告訴她，說她應該來找我，說我就像是法國的溫尼考特，但這種恭維我其實擔待不起。她告訴我，她與溫尼考特進行了多年的治療。在她放棄治療之後沒多久，溫尼考特就過世了。這段時間以來，她因為無法找到其他人繼續治療而深受痛苦，儘管她也有過幾次嘗試，卻都徒勞無功。
她在年輕時開始她的第一段分析，儘管做了許多犧牲與努力，分析還是因為負向治療反應，很糟糕地結束了。是分析師終止了治療，因為受不了她。在找到溫尼考特之前，她也找過很多各式各樣的分析師與治療師，但都先後放棄。然後她終於找到溫尼考特。她對於他們的會面顯然有著超乎尋常的好印象，總是告訴我：「沒有人像溫尼考特一樣，」這點我很相信。
在我們見面之後，她似乎也想要尋求我的幫助，但我們雙方都明白，不可能跟我進行真正的（嚴格意義下的）分析，因為我們居住在不同的城市。雖然當時我在倫敦教學，我是每週從巴黎到倫敦之間往返。在幾次會談之後，我向她提議一年中我們見面三到四次，每次大約持續一週的時間。我知道這種方式很不理想，特別是對她這類型的病人，她會在分離的期間非常痛苦。但我又有個感覺，覺得我們在見面時接觸的品質夠好（如果是今天，我會說是我被引誘了），而分離的經驗或許可以在我們再度見面時，幫助她了解自己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她的感覺是什麼）。總之，我似乎無法拒絕幫助她；倘若我果真拒絕了，她必然再度經驗為被世界所拒斥。她同意我所擔心會發生的事，也接受了我的提議。因為她在慢性憂鬱中相當痛苦，我建議她應該在這期間在倫敦找個人幫忙。她試著去見了我向她熱心推薦的同事，但因種種理由，就是行不通。既是因為她對這位分析師有著非常負面的感覺，同時也因為，既然她沒有打算停止跟我見面，這位分析師也不接受這種把自己放在一種斷續取代的治療者位置。
這時我才明白犯了錯，提出了一個雙方都沒有準備要接受的建議。我花了一段時間，才明白眼前這位病人，就是溫尼考特在《遊戲與現實》書中，「過渡客體與過渡現象」一文最後一小節提到的那位女病人。我重讀了這一節，對於他提到的每一點都完全同意。有這樣的機會可以活生生體驗到溫尼考特在文章中所描寫的，這是獨一無二的經驗。關於讀到的部分，我沒有異議之處，只是對於溫尼考特沒有指出一些對我來說很重要的地方，我覺得有些遺憾；待會兒我還會再回到這些地方。
在此請讓我向大家報告，這位病人與我十年前進行的一個治療時段的材料，這距離溫尼考特在書中報告的那個治療時段至少十五年以上。
病人單獨和我在一起，顯得非常擔心，無法忍受門鈴或電話鈴聲，有一點聲音就幾乎要跳起來。她似乎在一種驚嚇的狀態，但我也被她的反應嚇到。她似乎有點迷惘，環顧四周，彷彿一切都很陌生。她不願意躺在躺椅上，但也不願意坐在對面的椅子；她坐在躺椅上，每次前來都這麼開始：「我在哪裡？現在幾點？我在這裡做什麼？」然後，經過一段沈默，她開始說話了。「我來告訴你一個夢。我的第一個分析師來拜訪我。經過一段時間，我本以為他要走了，但後來才了解到不是這樣。我得要處理這情況，於是我俯身向前，親吻了他。」（這位分析師就是：他的「負」比溫尼考特的「正」更有真實感的那位。我一開始以為，我可能代表了他，但我不是那麼確定，他對病人而言是否真的是一位男性角色。）她接著說，做了這個夢之後，我就打了電話給她，告訴她可以過來。（她早先已經打過電話問她是否能跟我約時間，我得要確認之後，才能給她肯定的回覆。）「有一件事讓我很開心，就是我把所有的藥都停了，而我現在感覺好得多。」
分析師：「要來看我，妳不需要吃藥。」
病人：「沒錯。但我在做什麼？」
分析師：「也許，繼續些什麼。」
病人：「噢對，真的。我在想，我的很多問題跟一種狀況有關，就是我在這邊講一些事情，而我在那邊又有另一些事情，而這些事情跟那些事情之間有個空間，有些什麼發生，比如說旅行，去了那裡然後回來。從這裡到那裡，我能做什麼？更要緊的，是我怎麼回來？」
病人的這些話很容易讓我們想到溫尼考特所提到的，關於「事實」與「事件」的那些內容[1]。但這裡，她也在談一種與她來找我的心情相吻合的心理狀態（état psychique/mental state）。這同樣對應於溫尼考特與我之間的聯繫。我們可以認為，她把來巴黎找我，聯想到她被撤離到國外的那段時期。但除此之外，我更要強調旅行的隱喻：它描繪出在主觀的創造性與客觀現實之間，二者的中介場域裡所發生的事。她心心念念尋覓返鄉之途；換言之，避免在一片沙漠或海洋當中迷路。希臘人[2]有這種相同的恐懼。確實，她彷彿在半路迷失了方向，哪裏都到不了。她曾跟我提過，那些撤離到海外的孩子，是如何在旅程當中冒著生命危險（因為有德軍潛水艇的攻擊）。在海外待了三年之後，不管是在身形外貌或舉止神態上，她都像是變了個人；她回家的時候，媽媽甚至認不出她來，就好像媽媽也失去了她[3]。
她繼續說：「有件事很有趣，有兩個朋友是在撤離期間認識的，她們兩個都很喜歡我媽媽，其中之一甚至跟我說過：『好希望她就是我媽媽喔！』她一直都留著一張跟我媽媽的合照。對我來說，我媽媽這麼糟糕、這麼可怕，我實在無法理解。好吧，有人說，我媽媽對待其他人的孩子，跟對待自己的孩子不一樣；那麼，她對待我的朋友的時候，一定也跟對待我很不一樣。」
我告訴她，這也許與「這裡」和「那裡」，有些什麼關係。「也許，當時妳也不確定自己在這兩個地方，『這裡』和『那裡』，是否還是同一個人。同樣的，要把那兩個母親整合起來：跟別人在一起的母親與跟自己在一起的母親，當成同一個母親，對妳來說實在太困難了。」
病人：「沒錯。離開之前的生活是什麼樣子，我完全沒有記憶。但我還有印象，當我在那裡、在撤離的國家那邊的時候，那時就好像我的心被挖出來放在旁邊，而生活一直在繼續。我十五歲時回到家，頭髮燙了，擦著口紅，穿著高跟鞋，而她不認得我。」
分析師：「在十二歲與十五歲之間，好多事情都不一樣了。」
病人：「噢對啊，當然，我月經也開始來了。但這件事對我來說沒什麼不一樣。我要說一件很好玩的事，保證你沒聽過。伊莉莎白・泰勒剛寫了一本書，也上了電視。她身上拿了（Elle a perdu/She lost）兩顆『石頭』，差不多有13公斤，然後什麼都停了：不再喝酒，停了治療，還有些其他的。[這讓我想到病人停了藥。] 你知道嗎，我做了個夢。戰爭的時候，我們每週都有下午茶會，會邀阿兵哥來一起跳舞。然後啊她呢，伊莉莎白・泰勒，在夢裡跟我媽媽跳舞。好奇怪對不對？就好像我沒辦法離開我父母。當我想到他們的時候，我感覺他們好像在懇求我：『拜託允許我們離開，讓我們走吧。』可是我好像沒辦法。」
分析師：「是啊，如果我們失去兩顆『石頭』的話，問題就會變成這樣。」我意指她父母的兩塊墓石，設法告訴她，是父母的身體在她自己的身體裡。
病人：「我都聽不懂你在說什麼。」她老是這樣說所謂（她稱之為）我的佛洛伊德式詮釋，或者這種詮釋的隱喻風格。「其實，我想到我裡面的媽媽時，她就像是被驚呆石化（petrifiée/petrified）的樣子。而隨著時間過去，越來越覺得我不得不面對父母過世這件事，但我裡面還是有些什麼，不能接受他們已經不在了。彷彿我把他們囚禁在煉獄（purgatoire/purgatory）或靈薄獄（limbo/limbes）[4]。」她的父母很久以前就過世了。
分析師：「我好像記得，死去的嬰兒是待在靈薄獄。」她的母親與她自己都失去了兩個嬰兒。
病人：「啊對，沒有受洗的嬰兒。」
她繼續說，提到她第一次懷孕，後來流產。家裡很不諒解她懷孕這件事。
在這次的分析時段中，我們又可以看到她與母親的深刻連結，因為在她出生之前，她母親也有過兩個[5]生下來就夭折的嬰兒。談到她自己夭折的小孩，她說她永遠沒辦法認為這個小孩已經不在了。再一次，哀悼是不可能的；她與死亡之間，存在著相互迫害的關係。
病人：「我覺得我所有的問題，都是空間與時間的問題。但我現在有好一點了，因為我不再巴著治療師不放，要求他讓我好過一點。我明白，不該再這樣要求他們。但這些來來去去，對我還是個問題。我沒辦法自在地旅行，因為我必須一直確認在旅程中有廁所可以上。如果旅行必須坐沒有廁所的巴士，那我就放棄。我所有的念頭都這麼轉著：『我去那裡，在那裡轉車，我抵達那裡，然後做這件事那件事。』只有這樣我才能離開。」她在過渡場域中尋找一個地方，來安置她身體的一部分，就像她與母親的連結永遠都在。（溫尼考特曾說，糞便可以理解為過渡客體。）
這兩個治療時段在相互對照之下，有著明顯差異。我們或許相當驚訝於，在病人與我的分析工作中，性特質佔據了這麼重要的位置，而在與溫尼考特的工作則幾乎付之闕如。這並不完全是來自移情的差異。甚至可以懷疑，是否在溫尼考特的文章中，對性特質有著重大的審核裁減（censure/censorship）。在「過渡客體」這篇文章的1951年版當中，有相當篇幅的討論是關於伍爾福（M.Wulff）[6]的文章《嬰兒最早期的戀物癖與客體選擇》（1946），其中溫尼考特探究了戀物癖與過渡客體的關係。這些有意思的討論，未見於《遊戲與現實》中的版本。我碰巧知道這位病人曾經與一位在性方面有重大困擾的男士結婚，後來又離婚了。（溫尼考特對此隻字不提：這僅是基於保密的原因嗎？）她與溫尼考特中斷分析，是為了一段感情。我們真能肯定，這件事與移情毫無關係嗎？再者，她在青少年時期，與父親的關係帶著強烈的情感，父親能認可她的女性特質，因此引發了母親的嫉妒反應。但父親並未真心讚賞她的聰明才智，為此她怨恨父親。我不太能夠把這些面向的材料，單純認為只是病人的防衛，甚至認為毫不相干或無關緊要。她來看我的時候，會以各種方式提到，在她投宿的地方，老是有旅館的人拐彎抹角，暗指她來巴黎是為了與情人幽會。可是她在伊莉莎白泰勒的夢裡，再現的是與母親的同性戀關係。我的假設是，伊莉莎白泰勒代表了那個歸來的十五歲女孩，渴望著誘惑母親。可是實際上是她遭到母親的斥責。如果沒有那個夢[7]，我或許也傾向於認定這些只是表面的材料；但我不這麼認為，因為她對第一位分析師的性特質移情，後面緊接著出現了與母親跳舞的同性戀幻想，這呈現得再清楚不過了。
此處還與一種旅程有關，也就是佛洛伊德所稱，「從母親轉向父親」之客體轉變的旅程。無論如何，溫尼考特治療時段裡的諸多元素都還在。對旅程的指涉，對失憶的指涉，感覺失去了父母，尤其是母親；更重要的像是，與旅行有關的、她「在旅行開始時和結束時是兩個不同的人」這樣的念頭，失去連續感，對死亡的拒斥，彷彿父母的屍體（特別是母親），在她自己身體的牢籠裡被石化（將死者納入體內）：以上這些，處處都顯示了負特質的工作，顯示出她若要在與他人關係中正面投入，會遭遇極大的困難。這位病人每天早上醒來時都哀叫著：「我沒辦法，我沒辦法，我沒辦法」，如此持續數小時，好不容易才終於可以下床。旅行，似乎是再現了她自己的一種動力模型，是對抗死亡、以為自己即將在缺陷與空虛之中死去的這種印象，所做的奮力最後一搏；在她與我相遇的最初之時，她所抱怨的那些事，正提醒了她，那些缺陷與空虛的存在。
在我們分離的期間，有一次她的貓跑出家門，穿越馬路，被車子撞死了。她感到深沈的悲慟，寫信告訴我發生了什麼事。字裡行間似乎透露出，被車輾過的貓，看來就像流產，甚至糞便。我不是很清楚這對她的意義。讀著她的信，其中描述著那可憐貓的屍體，我無法避免這種感覺，似乎她有種無意識的滿足，而她對此毫無察覺。倘若我做這樣的詮釋，那我們的關係就完了。顯然，死去的貓就像某種「母嬰同體」的動物（un animal « bébé-mère » / a mother-baby animal）。事故發生於她不在的時候，所以是她的錯；如同媽媽不在時，一切發生在她身上的事都是媽媽的錯。經歷如此的遠行，歸返的還是同一人嗎？
在我跟她進行的分析中，我試著延續一切早先溫尼考特在她與母親的關係中闡發衍伸的工作。不過我也逐漸引進與父親的關係，情欲滿足以及文化交流是與父親連結的，而母親被排除在外。她的智性活動無疑受到對父親認同的引領。我們在情況許可的範圍內盡力深入。一度，她甚至設法前來將近一個月進行密集治療，儘管我事先提醒，說自己不覺得有神奇的全能，可以用這種方式的治療來把她治好。但，有一次她告訴我，關於她搭乘地鐵時、碰到旅客的嘔吐物然後就回倫敦了，這事與溫尼考特書中提到、她在治療時段的最後所告訴他的，兩相對照，仍然讓我大感震驚。確實，就如某一次溫尼考特所說，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給她滋養。這讓她非常生氣；她結束了這次會面，然後就離開了。
這樣的治療持續了幾年；終於，她來見我的頻率逐漸減少，直到完全停止治療，因為她不再覺得有此需要。她寄聖誕卡片給我，以一種幽默嘲諷的語氣，寫著「就像教養良好的英國人會做的」。她一直經常旅行，但狀況好多了，儘管她的症狀並未完全消失。
[1]（譯註）葛林所說「病人的這些話很容易讓我們想到...關於事實與事件的那些內容」，究竟所指為何？譯者認為或與溫尼考特對此病人的以下描述有關：當母親不在時嬰兒（或貓）可能發生的不幸事件（哭叫數小時）；當病人到其他國家想找父母親，最後才明白他們不在那裡時，所說的「現實就是如此」；乃至所謂「空白是唯一的事實」、「唯一真實之物，就是不在這裡的東西」等語。
[2]（譯註）譯者以為，葛林在此指的是《奧德賽》這部以「返鄉」為主題的史詩。
[3]（譯註）「失去了她」：l’avait perdue/had lost her，這裡英文與法文中的動詞分詞（perdu/lost）都可用以指稱「迷路」。
[4]（譯註）這兩個詞都是天主教神學專用術語。purgatoire/purgatory：煉獄，信徒生前犯下的小錯尚未完全補償，死後須受火燒之苦，除去罪污，靈魂淨化後才能進入天堂。limbes/limbo：中文世界一般翻譯為「靈薄獄」。此字在宗教上的意義是「地獄的邊緣」，是尚未受洗的夭折嬰兒（包括尚未成形的胚胎）靈魂的安置之處。在一般語言中，亦有衍伸指稱一種中間或模糊未定狀態之意。
[5]（譯註）此處，英文版寫「一個」死產嬰兒。
[6]（譯註）Mosche Wulff（或拼為Moshe Woolf），1878年生於敖德薩（今烏克蘭境內），1971年逝於特拉維夫（以色列）。是Karl Abraham的學生，先後參與了俄羅斯精神分析學會（但後來被迫解散）與以色列精神分析學會的創立，並在兩個學會中皆曾任會長。以德文、希伯來文與英文寫作。此處提及的Wulff文章請見：Wulff, M. (1946). Fetishism and object choice in early childhood. Psychoanalytic Quarterly, 15: 450–471.
[7]（譯註）在葛林報告這位病人的治療時段中，事實上病人提過兩個夢：病人早先提到的、俯身親吻了第一位分析師的夢，以及後面伊莉莎白泰勒與媽媽跳舞的夢（後者似乎是過去的夢）。譯者以為，此處葛林說的「那個夢」應該是前者。
關於作者黃世明國立台灣大學醫學系畢業、精神科醫師、法國第七大學"精神分析研究"學院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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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洛伊德及其反對者（Freud and his Dissidents）Part Ⅱ作者：李俊毅榮格vs. 佛洛伊德及其追隨者
阿德勒（Adler）和史泰格（Stekel）的離開，對佛洛伊德而言其實是個解脫。阿德勒所提供的內容過於膚淺平庸，完全無視於精神分析的方法和發現，實在談不上是一門競爭學派（rival school），分道揚鑣只是時間問題。榮格的精神分析知識與學養乃至於文化背景都遠比阿德勒豐富，至少他向世界提供了某些見解，因此，榮格的離開，無論是與佛洛伊德的私人情誼或是對於精神分析發展的影響，情況是截然不同的。
1906年到1910年間，榮格全心全意、熱衷於佛洛伊德工作與理論的擁護者。即使如此，在那些年頭裡，少數心思敏銳的人多少察覺到未來分裂的跡象，佛洛伊德則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視而不見。榮格在1908年4月的薩爾斯堡大會中關於早發性痴呆（現稱為思覺失調症）提出「精神毒素」（psychical toxin）傷害大腦的假設，完全無視於佛洛伊德給他的建議。榮格曾經寫信給瓊斯（Jones）說他發現佛洛伊德式機轉在正常和異常兩者之間是共通的，因此「疾病」的本質只存在某種輕微的器質性腦部疾患中，這個觀點瓊斯無法苟同。
當時維也納人對榮格的質疑主觀多於客觀。在榮格手下工作了數年的亞伯拉罕（Karl Abrahm）對蘇黎世學派的玄學、占星術和神秘主義傾向感到不安，但他對於榮格的批評對佛洛伊德毫無影響，因為當時佛洛伊德對榮格抱有極高的期望。在那些年頭，即使榮格與瓊斯之間的關係友好，彼此的筆書信往返也暢通無阻，維也納和蘇黎世彼此依然存在著某種程度的敵意。榮格對於瓊斯當年不成熟的想法，亦即在1907年在倫敦成立一個類似於蘇黎世的佛洛伊德學會並未排斥，此外，瓊斯當時也已經說服日內瓦的弗洛諾伊（Flournoy）和克拉帕雷德（Claparède），創辦一份以三種語言出版的國際精神分析期刊。
有一件事讓瓊斯感到震驚 — 榮格說他發現與病人討論不悅的話題時，談論細節、推根究底是不必要的，因為他擔心往後在社交場合相遇會很困窘。這其實也反映出那個年代分析師與個案之間的界限不若現在這麼嚴謹，佛洛伊德如此，榮格未嘗不是，甚至更不當一回事。榮格認為只需透過暗示，個案自然會理解整件事，不必過於直言不諱，瓊斯對此印象深刻，因為這與當時佛洛伊德處理嚴肅問題採取毫不妥協的態度截然不同，而這不注重細節的原則後來成為榮格教學特色之一。
菲斯特（Oskar Pfister），是經由榮格介紹認識佛洛伊德的蘇黎世學者，本職是牧師，背景理當與佛洛伊德不在同一軸線上，但他卻熱衷於佛洛伊德的理論，並且熟讀佛洛伊德所有著作，也將精神分析應用於歷史、宗教、教育學、政治、藝術和傳記領域，三人之間的通信（Freud-Jung-Pfister Triad）傳為美談。然而，佛洛伊德對於菲斯特分析辛岑多夫伯爵（Graf von Zinzendorf）的論文（1910）大有意見：「你的分析受制於道德的先天弱點。這是一個道德過於高尚、認定自己必須謹言慎行的分析師的著作。問題來了，有關精神分析的問題需要完整的闡述才能使它們易於理解，一個真正的分析過程是你從片面的表層不厭其煩地往下探索任何細節。保守的謹言慎行並不是一個精神分析的良好典範。人們必須變成壞傢伙，僭越規則，自我犧牲，背叛，表現像一個用妻子的家用錢買顏料的藝術家，或者焚燒傢俱來替他的模特兒暖房。沒有某些這類的惡行，就不會有真正的成就。」
在佛洛伊德和榮格的分裂期間，菲斯特的忠誠受到了嚴峻的考驗。佛洛伊德向他最親近的弟子瓊斯與費倫契（Sándor Ferenczi）表達了他對菲斯特會靠向榮格的擔憂，但當蘇黎世學派於1913年7月10日正式退出國際精神分析協會後，菲斯特只用了五天就寫信給佛洛伊德，表示他準備加入維也納協會。菲斯特隨後成為瑞士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派的主要倡導者，在1919年3月與艾米爾（Drs. Emil）和米拉．奧伯霍爾澤(Mira Oberholzer）一起成立瑞士精神分析學會（Schweizerische Gesellschaft für Psychoanalyse）。令人驚訝的是菲斯特與佛洛伊德長達三十年通信，到他在佛洛伊德的〈一個幻想的未來〉（The Future of an Illusion, 1927, SE21）一文中扮演匿名對話者的角色，菲斯特一生全心全意服膺於佛洛伊德和精神分析運動。
榮格對於強調性元素的疑慮與日俱增，他認為最好不要把性特質擺在前頭，特別是有關倫理議題，否則會砍斷支撐文明的樹枝，並且削弱了昇華的動力。他認為面對學生和個案時，不凸顯出性特質讓他更能取得進展。佛洛伊德與榮格的歧異自此逐漸檯面化，未來幾個部分我們會將重點擺在兩者日漸分歧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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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topie.url.tw/custom_131290.html【李俊毅】佛洛伊德及其反對者：Part I【李俊毅】佛洛伊德及其反對者：Part I
佛洛伊德及其反對者（Freud and his Dissidents）Part I作者：李俊毅
Ernest Jones，這位佛洛伊德三大冊傳記的執筆者，也是英國精神分析學會的創立者，關於1911~1914年間多位追隨佛洛伊德的弟子紛紛叛離，在第二冊中名為”Dissensions”的一章有詳盡的敘述，從精神分析理論發展過程來說，這樣的分歧有其歷史脈絡的必然性。Jones 提到三位反對者，分別是 Alfred Adler（1870~1937）、Wilhelm Stekel（1868~1940），以及 C.G.Jung（1876~1961），其中篇幅最大的就屬榮格，這也是長久以來爭論的焦點，這也是本文的重點。Jones 被稱為 Freud’s Wizard，讓他來說說話，評評理，應該相對公允，因此我簡要摘錄 Jones 為佛洛伊德寫的傳記，第一部分交代一下當年的歷史脈絡，第二部分再把重點放在榮格身上。
在進入個論之前，Jones 直接破題說這是痛苦而艱難的議題。何來痛苦？因為分裂造成傷痛，而這不愉快的後果延續多年。何來艱難？因為很難向外界正確傳達內部真正的問題，況且幾位反對者的動機尚未明確浮現。圈外人很自然試圖評論佛洛伊德與這些分離者個別理論的優缺點，即使這些努力不總是見效。然而，按常理來說，在這情況下必然會忽視或是低估一個核心元素。
如何定義精神分析？探索無意識（the unconscious）是個好說法，只是這個動作可以單純藉由克服阻抗（resistances）來完成嗎？這道程序是一勞永逸嗎？佛洛伊德一開始確實這麼期待，但是很遺憾，大量的臨床經驗並不支持這個過程。
事實上當時佛洛伊德早已意識到精神分析包含檢視這些阻抗以及伴隨而來的「移情」（transferences）。克服阻抗之後，個案才會對於自己的人格特質有深刻的洞見（insight），而這些是他先前未能察覺的。心智力量的運作並非靜態，而是動態的，它們可以改變，也會往未預期中的方向移轉。也因此，一開始獲得的洞見不必然持續，甚至終究失效，證實那僅僅是部分洞見罷了。唯有多重阻抗被徹底修通（working through），獲得的洞見才可能長久持續。
這不僅適用於分析師，也同樣適用於個案，清楚而持久的洞見對他們而言無比重要。一般大眾有時會忽視這個觀點，他們傾向於認定分析師或是唸過相關書籍的人不容易因此影響他們個人情緒與洞見。分析師的確不輕易認同清除個人內心障礙的事先訓練分析（preliminary training analysis）（亦即個人分析（personal analysis））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對於這一點，Ernest Jones 自豪是第一位接受個人分析的分析師，卻也自承當時的訓練要求遠不及現在的制度這麼完整。佛洛伊德則是唯一藉由長久而深度的自我分析（self-analysis）達到這艱難境界的人，當年其他先驅者沒有太多面對自己無意識的經驗或是僅止於蜻蜓點水。理論上，分析師本身症狀復發是可能的，如同我們在個案身上看到的一樣，即便如此，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依然讓人意外與驚訝。現在則不再如此吃驚了。
分析師可能抵擋不住反覆出現的阻抗浪潮而失去曾經擁有的洞見，這些阻抗經常以偽科學（pseudo-scientific）的形式呈現出來，美其名是一門「新理論」。既然它的根源是在無意識層面，往後的爭議卻是在純意識/科學層面，可以預見結果注定以失敗收場。
Jones 認為精神分析過去數十年出現的分歧有兩個特點：第一，否定經由精神分析方法獲得的基本而重要的發現；第二，發表不同的心智理論。
Jones 這篇文章是從傳記角度而非科學角度出發，因此某些個人因素無法忽略。科學性分歧的爭論不完全是立基於客觀事實，有些時候我們反而傾向於將意見與詮釋的差異歸因於外界對佛洛伊德這個人的好惡，因此我們會聽到某某人離開佛洛伊德以及他的圈子是因為佛洛伊德專制獨裁個性，教條式第要求他的追隨者必須嚴守、不得逾越他的觀點。Jones 認為這些指控不但子虛烏有，而且極度荒唐，從佛洛伊德的信件與著作中，特別是從與他共事者的回憶可以證實這些都是悖離事實。
Jones 自嘲自己與那些親近佛洛伊德關係的人，即使也會公開反對他的許多論點，都被形容是膽小、唯命是從、屈服於偉大的精神分析之父的權威之下。比較好的說法應該是這些人妥協於他們的兒童情結（childhood complexes），因此他們既可以與老一代，也可以與年輕一代和諧工作；相反的，反對者可能屬於堅持貫徹兒童期叛逆特質並且不斷尋找反叛對象的人。大家不覺得這是個有趣而且令人信服的說法嗎？
Jones 強調上面的說法，相較前面提到的 Adler、Stekel 以及 Jung，更適合某些後來全面否定精神分析的同儕們。後來某些作家不只將佛洛伊德描繪成一個易怒、不好相處的老人，甚至憑空捏造一些佛洛伊德根本不可能講出來的言論。Jones 甚至發出一份正式聲明稿，奉勸大家切勿完全相信這些談論佛洛伊德的文章，即使他們聲稱是基於與佛洛伊德對話的回憶，因為這些內容許多不真實到嚴重誤解他的人格。
這些不同的歧異中，有兩項特別吸引一般大眾的注意，分別是關於阿德勒與榮格。這是因為他們是最早期幾位門徒，或是源自於某些固有的內在特質，這很難講清楚。無論如何，這些歧異很快被認為是「不同學派的門戶之見」，他們的存在被所有反對陣營大肆利用來作為不必認真看待或甚至貶抑精神分析的理由，不管在一般民眾之間還是專業領域中皆然。對於心懷疑慮者以及活躍的反對者來說，否定佛洛伊德的發現與理論是建構「新理論」的基礎。
希望這些初步的陳述讓大家有個概念：精神分析的分裂比其他科學領域更難解決。在這樣的基礎下，接下來比較可以大膽的揭露許多故事。最近出版的《溫尼考特的語言：通往核心概念的23個關鍵字》繁體中文版（心靈工坊，譯者：周仁宇/周佳音，2023）序言中，王浩威醫師提到：「榮格和佛洛伊德在1913年決裂。從此，佛洛伊德不允許他的追隨者有任何與榮格的交往，甚至不准有任何的引用，也就間接阻止了可能的閱讀和接觸」。果真如此？事實又如何？Jones 的說法依然最具有參考價值，留待第二部分詳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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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utopie.url.tw/custom_130874.html【楊明敏】一種法國的溫尼考特：缺席與一片巧克力【楊明敏】一種法國的溫尼考特：缺席與一片巧克力
一種法國的溫尼考特：缺席與一片巧克力作者：珍．亞伯蘭（Jan Abram）翻譯：楊明敏本文翻譯自安德烈．葛林（André Green）：與溫尼考特嬉戲（Jouer avec Winnicott）一書
1987年3月3日，安德烈．葛林在塗鴉基金會（La Squiggle Foundation）首次演講，演講名稱為：“精神分析施作當中的經驗與思維”（本書第四章）。亞歷山大．紐曼（Alexander Newman），身為塗鴉基金會的創立者與第一任會長，介紹了葛林醫師，並且說他的一本文集“私有的瘋狂”（La folie privée ;1986）剛剛問世。他還附加說道，他已經看了這本書：“從第一頁到最後一頁，懂的很少，但興致昂然”。此時笑聲四起，許多熟知紐曼冷面笑匠這一面的聽眾，臉上浮起了微笑，但是剛來的人，卻是覺得困惑。
機智敏捷，快人快語始終是安德烈．葛林的特色，他回答說他認為亞歷山大．紐曼也許想說，他已經讀了他的書，雖然非常地了解，但卻沒什麼興趣。 引發了哄堂大笑，明顯地舒緩了氣氛，安德烈．葛林並沒有因此打住，轉身向聽眾問到：“我不曉得在這演講之後，就理解與趣味這方面而言，你們的反應會是什麼，因為我真的有困難了解我自己，但總是多少帶著興趣”。此刻全場淹沒在笑聲中，聽眾真的放輕鬆了。
意見交換中的熱情、自發以及幽默，貫穿了全場，一切都深深吸引著有幸參與那天演講的聽眾。接著，我們參與了無論就品質或是內容，都超乎卓越的演講，講者確實是實至名歸、別俱天賦地傳達了在分析施作中難以言喻的種種，而且是以滿滿的人味、熱情和非常特殊的幽默方式呈現。我記得講演似乎凝結在時間之外，一個小時半當中，全場的聽眾好像都靜止不動。要說是非常有興趣，這種表達太過薄弱：現場的聽講沈浸在完全被蠱惑的氣氛。至於理解，演講中的許多主題，其實是超出我們當中大半的人所能企及。我想在亞歷山大．紐曼與安德烈．葛林幽默地交談中，他們暗指法國與英國精神分析脈絡的差異。安德烈．葛林所開拓的精神分析，呈現了特殊的性質，對英國的聽眾並非熟悉。
聽一位新的演講者，說一個熟悉的主題，也就是精神分析，以一種不熟悉的方式，也就是法國的精神分析，我們能得到什麼呢？又是為何呢？我有幾個深刻的印象。首先，我發現了一個既嚴肅又愛戲弄的安德烈．葛林。他的幽默感傳達了他的熱切與人味，從尊重病人的受苦中，又流露了他的激情。另外一個稀疏平常的記憶是，安德烈．葛林在巴黎生活與工作，飯後他喜歡來片巧克力。在閱讀他的文章時，我明白了，我的記憶黏附在個案呈現的結尾，安德烈．葛林將負特質的概念（concept du négatif）引介進來。一片巧克力代表著，來自晤談之外的東西，在客體缺席（l’absence）的時候（在開始會談之前，葛林吃了片巧克力），卻是處於分析情境的中心。病人覺得受到了折磨，她自問在兩分鐘之間，她的分析師到底做了什麼，她看見了他，接著消失，然後又再度被看見。
葛林指出負面有兩個面向：一方面，它包含摧毀和棄絕（forclusion，一種對分析情境以及洞識的攻擊），另一面，有種負特質的工作（le travail du négatif，被分析的關係引發），包含了將非-思考（le non-pensée）引向意識，達到整合（intégration）的潛在可能（la potentialité）。
巧克力這檔事情，發生在葛林與他的病人之間，造成了這個病人新的改變，呈現了心理的轉變。“只有病人在晤談中體驗了這種變化帶來的感覺，才會有能力在晤談之外，持續地改變與工作”。
葛林既沒有說重複（répétition），也不提付諸行動（enactement），而是說當下的實現（actualisation）。對他而言，和每個病人的分析經驗，都在分析的關係中，促使了每個人內在建構的實現。“分析師與被分析者之間所發生的，是一種歷史過程，我們處理的方式是一個個人就是由歷史所構成的：歷史是如何運作，是如何發揮其影響。”
葛林是如此定義歷史性質（l’historique）: “對心理而言，歷史性質可以被定義為：已經發生的、沒有發生的、應該要發生的（卻沒有發生）、發生在別人，而不是病人身上、不應該要發生的，以上各種情形不同程度的結合。若要簡單的摘要上述的種種變異，就是甚至以做夢都無法企及的結合方式，來再現（représenter）真真實實已然發生的”
那麼，什麼是過往呢？在葛林的理論中，沒有這樣的事。這是主體對上述的種種變異，所做的個人的闡發。分析情境隨時準備好，被如此地建構與如此多的變異所實現。
“…我們無法談論愛情，然而卻沒有對象（客體）”
為何我們邀請一位法國分析師，到以深入研究、廣為傳播溫尼考特著作，作為目的的基金會來做講演呢？為何塗鴉基金會的聽眾，既使對葛林的作品有興趣，卻有理解的困難呢？尼娜．法希（Nina Farhi）作為第二任塗鴉基金會的會長（任期為1989-1996），在第一次講演三年之後，如此地提問。當天是1990年6月2日，在已被擄獲人心的聽眾面前，安德烈．葛林為他們準備了名為“眾客體與主體（Objet(s) et sujet）”的講演。在尼娜．法希的陳述中，首先提出了英國與法國文化傳承的差異—英國傳統中的經驗主義、實用主義，法國思維中的知性主義與抽象的追求。但是，她特別強調，安德烈．葛林深諳溫尼考特作品中，蘊含著高度抽象的特色，現實與遊戲是“精神分析中非常重要的作品，吸收了兩種傳統”。令人震驚地，這番話預言了1997年的演講，葛林指出溫尼考特對於觸及負性質的主題，有種直觀的了解。事實上，葛林一開始就做了解釋，有關他對負性質的概念，是源自於溫尼考特著作，特別是遊戲與現實。這演講呈現了葛林幾個主張所受到的影響，像是缺席、失落和某些過渡現象等等主題。此外，在演說中他也提了，素來少有提到的臨床個案。她聽人提到葛林醫生是“一種法國的溫尼考特”。
儘管地理上有相距遙遠的困難，但與這位病人的工作仍舊展開了，特別是葛林察覺到這位病人，就是溫尼考特在他重要的文章“過渡客體與過渡現象”（transitional objects and transitional phenomena），最後的段落中所提到的病人。威尼考舉出這臨床案例，用來說明沒有能力想到他者（L’Autre）。對這病人而言，缺席的分析師，比出現的分析師更為真實。無法不令人想到溫尼考特另一篇文章“文化經驗的定位”（The Location of Cultural experience，遊戲與現實第七章）中的一個段落，嬰兒內攝的過程與一個攸關重大的因素有關，也就是母親對於時間的使用方式：
“ 感覺到母親的存在能夠持續Ｘ分鐘，如果母親離開了超過Ｘ分鐘，內在的影像就消失了，與此同時，嬰兒能夠使用象徵代表結合的能力也就停止了。嬰兒完全無助，但很快地，如果母親在Ｘ＋Ｙ的時間內回返，他也就從驚惶失措中恢復。在Ｘ＋Ｙ的時間中，嬰兒沒有完全屈就這種變化，但是如果歷經了Ｘ＋Ｙ＋Ｚ的時間，他就會受到創傷。在Ｘ＋Ｙ＋Ｚ的時間之後，母親的回返，無法修復嬰兒已被改變的狀態。創傷的意思，是指嬰兒經歷了，他的存在延續性的斷裂，導致最原始的防衛機轉，從此組織起來用來保護自己，對抗著無法被思考的焦慮（unthinkable anxiety）的重複發生，或者，用來對抗急性混亂狀態，這是伴隨著自我誕生之初的結構，瀕臨崩潰時常常出現的情形”
葛林分析溫尼考特試圖界定缺席的性質，以及它造成了嬰兒沒有能力內攝提供安穩的客體的方式。這些主題都內在於他主張的負性質的概念當中。
“歷史的深處在那裡 樂園終將結束於那天 兩者合一變為一分為二， 職事之故，有必要第三者”
尼娜．法希又邀請了安德烈．葛林兩次，1991年的演講“第三者”（La tiercéité），1996年，向溫尼考特的百年誕辰致意。
演講集的閱讀，得以呈現安德烈．葛林在“第三者”這篇當中，如何殫精竭力地深化第三者這個主題的方式。作者調和皮爾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一位十九世紀的符號學家的思想，與佛洛伊德和溫尼考特的想法：一個精神分析的新客體，於焉誕生。這個演講引來的多重迴響和複雜程度，反映了第三者的本質—象徵作用以及思考的藝術。
這篇文章也令我想起溫尼考特身後的一篇文章，在“‘在摩西與一神教’的脈絡中客體的使用”（ The Use of an Object in the Context of Moses and Monotheism1969），他如此寫道：“我們可以毫無困難地做假設，起初母親是如同部分客體，或者與部分客體聯合在一起，父親也以同樣的方式介入，自我首度掌握了自己。但是我則建議，在一開始，有利的情形下，父親就是全部（le père est un tout . 就是作為父親，而不是作為母親的替代），日後才逐漸被賦予重要的部分客體;他一開始就是整合的（intégré），在自我的組織當中，也在嬰兒的心智概念化當中”。
雖然我們多少被誘使去遺忘這些，因為他自己也承認，他最想討論的是母親，但是關於嬰兒健康的發展，溫尼考特從來沒有否定第三者的重要性。閱讀這篇文章，我們清楚地看到在生命的晚期，溫尼考特的想法與葛林的看法很相近，特別是有關於在母親心理中的父親（性結合在一起的現實），是一個全部、完整的父親，是嬰兒在生命之初就察覺到的。對葛林而言，這是心理健康的基礎。1996的演講，名為“溫尼考特身後—人類的本質”，是為了塗鴉基金會紀念溫尼考特百年誕辰而做的。這回，安德烈．葛林對我們陳述，有關溫尼考特對精神分析的最重要的貢獻，集結在遺作：“人類的本質”當中，以及他對這些貢獻的看法與觀察。按葛林的說法，這本書是“過渡的書寫，介於‘尚未被說’與‘已被出版’之間 …是一本既是又不是文本的書…，是一首未完成交響曲的片段”。從“人類的本質”的閱讀中，他得到兩個結論：首先，“扼要重述溫尼考特，其實就是佛洛伊德作品的延續”，以及他“並沒有和佛洛伊德斷裂，而是補足了他作品中的不足”。其次，他得以推敲在何種程度內，溫尼考特是一位獨立的思考者：“他是位不折不扣的，在英國精神分析學會內，獨立學派的領導者”。
雖然安德烈．葛林已經出版了14本書，以及超過200篇以上的論文，時至晚近，他唯一一本被翻譯為英文，廣為人知的，是一本合集，方才提到的“私有的瘋狂”。熟悉這本書的讀者，在演講中應該也會認出數個相關的主題。在“精神分析施作中的經驗與思維”的演講裡，提到了被原初場景排除的中心主體，以及對“邊緣症患者”特殊防衛機轉所造成的影響，這些都發生在“死亡母親情結”（complexe de la mère morte）的脈絡下。“第三者”是葛林對佛洛伊德與溫尼考特，非常典型的闡發：第三者化的過程，象徵化的過程，過渡現象以及第三者的角色。
塗鴉基金會向安德烈．葛林的致敬
1998年11月22日，塗鴉基金會籌辦了為期一整天，向安德烈．葛林致敬的研討會。麥可．帕森（Michael Parsons）和朱麗葉．蜜雪（Juliet Mitchell）是白天的發言人，下午之後，由葛列寇力歐．柯翁（Gregorio Kohon）主持，介紹了安德烈．葛林，隨即他就回應與評論早上的發言。這是個美好與值得回憶的一天。[1]
1999年時，安德烈．葛林的其他作品，也在英語書籍中出版：“死亡母親—‘安德烈．葛林的作品”（1999），在葛列寇力歐．柯翁的帶領下，彙集了許多著名的分析師獻給安德烈．葛林的文章（包含了上述麥可．帕森的發言），還有1973年的“有生命的論述，情感的精神分析的概念”（Le discours vivant, la conception psychanalytique de l’affect）的英文翻譯版本，另外是以法文出版於1993年的“負性質的工作”（Travail du négatif），也在同年被翻譯成英文。如此一來，安德烈．葛林的見解，得以被越來越多的英語讀者接近。因此，塗鴉基金會有莫大的榮耀，由於出版了這本專論，而豐富了葛林的文集，而此舉也是延續了它最初的任務，傳播溫尼考特的作品與思想。
[1]“祝賀安德烈．葛林的作品”（向安德烈．葛林的作品致敬）的研討會，於1998年11月22日，假布魯奈藝廊（La Galerie Brunei）舉行。
關於作者楊明敏精神科醫師、巴黎第七大學精神分析博士、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精神分析師
https://www.utopie.url.tw/custom_130215.html【3P夢拓野】從賴佩霞事件談起：誰是心理諮商門外漢？【3P夢拓野】從賴佩霞事件談起：誰是心理諮商門外漢？
從賴佩霞事件談起：誰是心理諮商門外漢？作者：3P夢拓野本文轉載自：https://vocus.cc/article/651111a9fd89780001cb7562，已獲原作者授權。人選之人掀風暴
與富商郭台銘搭檔競選總統的賴佩霞女士，約一週前爆出跟心理諮商有關的爭議，在心理健康工作人員社群討論得沸狒揚揚，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她開出的諮詢天價，80分鐘23000元。
先鄭重聲明，我完全沒有要替賴女士緩頰的意圖。
許多人指出賴佩霞違法，因為她在國內根本沒有諮商心理師的資格，是個外行人。另一方面，她的天價激起很多想像，專業社群上簡直嗨翻，大家同仇敵愾批判全民健保給心理治療的賤價，同時興奮地喊價，如果是心理師或精神科醫師來做，應該可以收多少錢？
第一時間有人接受媒體採訪說行情是每小時5000元。我開始覺得自己是不是太低估自己了？
群組中有人打氣說市場上定價從來不是問題，於是喊到每小時8000到12000元，也有人喊3000人民幣很合理。
一瞬間我有個錯覺，以為自己來到了古董和藝術品拍賣場，買家慧眼獨具看出商品價值，紛紛叫價墊高金額。
誰是門外漢？
賴佩霞事件讓我想起佛洛伊德的一篇論文《門外漢分析的問題--與一位公正人士的對話》[1]。論文背後的歷史脈絡，與這次事件有些相似。
事情發生在97年前，一位維也納的精神分析師西奧多芮克(Theodor Reik)，遭人檢舉不具醫師身分，卻有治療病人之行為，違反當時奧地利法律。芮克有一本書在臺灣相當有名，就是水牛出版社的《內在之聲》[2]。
芮克 Theodor Reik
做為老師的佛洛伊德很快為文相挺。不得不說，有這種捍衛學生的老師，真是三生有幸！但其實背後是有曲折小故事的。芮克是心理學博士，原本也想再習醫，佛洛伊德予以勸阻，要芮克好好投入精神分析。不巧有個美國醫師千里迢迢來到維也納，想找佛洛伊德分析，佛洛伊德沒有空檔，轉介給芮克分析，就是這位美國醫師不爽去檢舉芮克是密醫。我想佛洛伊德因而自認有道義責任，必須跳出來捍衛芮克。
佛洛伊德這篇論文的筆法相當逗趣輕快，整篇的內容是他和一位不懂精神分析的公正人士對話，拌嘴的過程時而像徐徐說明，時而像滔滔雄辯。佛洛伊德努力向對方說明精神分析是什麼樣的過程，公正人士就不斷唱反調。我把它想像成一齣只有兩位演員的舞台劇，又像是兩個人在唱雙簧、說相聲。雖然劇情是佛洛伊德自導自演的，佛洛伊德說他心中確實有想到一位態度友善的官方人士，他們討論過芮克的案例，但佛洛伊德並沒有成功說服對方。
公正人士的觀點，就是精神分析應該也算是一種醫療行為，所以應該只有醫師可以執行。底下我們來瞧瞧佛洛伊德的幾個論點：
一、對精神分析來說，醫師就是門外漢。
佛洛伊德說：「江湖郎中就是缺乏必備的知識和能力卻執行治療的人……精神分析圈的江湖郎中，占絕大部分的就是醫師。他們經常執行分析治療，卻未學習也不了解它。」簡言之，他不認為精神分析是所謂的醫療行為。他對醫學教育也沒好話：「醫學教育對精神官能症的了解與治療，可以說什麼都沒做。」醫學教育甚至讓準醫師們對生命的精神因素嗤之以鼻，嘲笑心理治療不科學。
醫師雖然不會，卻自以為具醫師資格就是天下無敵什麼都會：「醫師對精神分析瞭解得越少，他們就變得更敢冒險。只有真正懂的人會態度謙虛，因為他知道自己的知識有多麼不足。」
二、不論醫師或非醫師，都必須接受訓練才能做分析工作。
對此議題佛洛伊德始終抱著平等看待的立場：「我所強調的要求是，如果沒有經由特定訓練而獲得實作的權利，沒有人可以執行分析。至於這個人是或不是醫師，對我來說似乎並不重要。」
佛洛伊德 Sigmund Freud
三、鑑別診斷的任務仍必須交由醫師執行。
來到臨床現場，佛洛伊德知道有些病人表面上看起來像精神官能症，實際上有可能是某種更嚴重的精神疾病，又或者是腦部疾病；而鑑別診斷的責任，還是應該交由醫師來承擔，他說：「我堅持任何一個考慮要做分析的個案，首先還是要經由醫師來建立診斷……一旦醫師確立診斷後，他就可以有信心地把治療交託給一個非醫師的分析師。」
四、跟社會大眾可以用建議和說明的方式，但是不必動輒使用法律禁止。
佛洛伊德認為政府可以建議有需求的民眾去找誰提供心理協助，但不需要動用法律來禁止：「如果想要維持大眾對法律和規則的尊敬，比較建議的方式是，不要去實施那些不容易監測人們是否遵守或僭越的法律規定。」因為要證明門外漢在執行分析治療並不容易，如果他宣稱他只是在激勵對方、同理共感，或只是建立一種正向樂觀的影響，那你根本就拿他們沒輒。（其實賴女士的解釋根本不令人意外！）
佛洛伊德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在義大利的馬路上，高壓電纜的電塔寫著簡短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警告：「碰觸者會死亡」，他覺得這很棒，但是，德文的警示太過落落長：「因為碰觸電纜有生命危險，嚴格禁止此行為。」佛洛伊德質問，為什麼要特別說禁止呢？想活命的人不會這麼做，想自殺的人不會尋求允准。
講白了，大家都是大人了，讓個案自己去選擇、去體驗、去發現，自己去承擔後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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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台灣的現況
或許有人認為用上述的例子來思考不太正確，因為現在臺灣的醫療環境發達，跟古早的維也納很不同。
真的嗎？
我們可以先看看精神科醫師的養成過程。依我的了解，目前在住院醫師的訓練過程中，有能力自力提供心理治療督導及教學的醫療院所，應該少之又少。有的醫院會將此業務「外包」，花錢邀請院外的醫師或治療師來做督導，這還算是有心的機構，願意肯定心理治療有其重要性。
這個現象並非一天兩天形成。目前的健保制度並不鼓勵醫師進行心理治療，費用低廉又太花時間，申報還經常被核刪。有的同仁看診醫術高超，一個診次可以看到80到100人，有的同仁願意衝高佔床率，照顧更多的住院病患，收入都遠遠超過做心理治療的醫師。加上目前精神科專科醫師訓練過程對住院醫師有很高的學術要求，有志從事心理治療的年輕醫師，可能面臨的大問題是，學這個很難生產論文來投稿期刊。結果是訓練醫院中以心理治療為專長的主治醫師越來越少，住院醫師就越來越沒有學習的機會。
跟我當住院醫師的時候相比，現在的住院醫師真的是忙碌太多，需要學習的領域更多，能夠投資在心理治療的時間相對也會少很多。對這些年輕人，我完全沒有苛責之意。
當年佛洛伊德批評醫學教育以及精神醫學只著重於生理和身體，一百年後的精神科，更強調腦科學的重要性，生物精神醫學成為不容置疑的主流，或許除了認知行為治療外，其他心理治療包括精神分析早已淡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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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醫師的逆襲
若要說醫師是心理治療的門外漢，一定有身心科醫師不服氣，我想像他會表示，他開業後每週在診所看11節門診以上，暴露於大量看診實戰經驗的刺激下，加上自己勤於讀書和上網找資料，對於心理動力及其他治療技術應該有所把握，為什麼說他是心理治療門外漢？另一位在醫院工作的資深醫師跟著提出抗議，說他每天要照顧15到30名精神科住院病患，急性慢性都有，經常親自跟病患詳細會談，為什麼說他是門外漢？
我真的相信上述的臨床經驗，肯定也是某種形式的心理治療，醫師在經驗中浸潤、觀察及反思，反覆練習，累積出關於人心的智慧，他的介入對病患顯然也有幫助。但是這樣的治療經驗，不論有多豐富，終究不同於和個案約定固定治療時間（例如50分鐘）、固定地點並收取自費的心理治療架構。這並不是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結構相異。
如果是後者，我認為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跟同儕討論個案以及被督導的經驗，因為「當局者迷，旁觀者清」是不變的硬道理，特別是關於心靈的職人工作，與人討論才有辦法跳脫自己的盲點，避免重複犯下相同的錯誤，更可以藉由督導及同儕的觀點，開拓自己的治療思路。
此外上一些課程充實理論彈藥庫也很有幫忙。精神分析取向又另外多一個條件，要求學習者自身先接受分析治療。以上就是佛洛伊德所說必要的特定訓練。
想要霸氣喊出每小時單價幾千幾萬的醫師同仁，可能都要先捫心自問，從領到專科醫師證書那一刻起，至今有沒有提報自己的心理治療個案給別人聽過，不論是同輩或督導？有沒有參與過一些心理治療理論課程或工作坊？有沒有持續或者斷續做心理治療個案？如果沒有，你可能要暫時先接受佛洛伊德的批判。
你是門外漢。
至於臨床心理與諮商心理系所的情形，就算課堂上學到諮商與心理治療五大類別九大門派，應該也只是表淺的知識吸收，加上一點點實作練習。真的要說專精於哪一門武功，仍必須在通過國考、拿到證照後，持續精進。上一段我問醫師的幾個問題，一樣可以拿來問心理師們。
如果沒有那些經驗，同款都是外行人。
結語
如果在網路上google「心理醫生」，或是「在台灣誰有資格可以做心理治療和諮商」，答案當然是精神科醫師、臨床心理師和諮商心理師，沒別的了。關於本次賴佩霞事件，媒體和網路上主要的爭議點全聚焦在此。可是，我覺得這樣是劃錯重點了。
再說一次，看到這裡的讀者應該都明瞭，我絲毫沒有要替賴女士護航的意思。
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精神科專科醫師這樣的專業資格認定，雖然在國家法令和行政管理上清楚明白，但絕非執行心理治療與諮商時最重要的元素。
有沒有經過一段時間的嚴謹訓練，才是最重要的考量點。
我的論述來自於佛洛伊德堅持非醫師可以做分析工作。佛洛伊德直到過世之前，都未曾改變他對門外漢分析的觀點，他批評美國人傾向於把精神分析變成精神醫學的女傭。
Anna Freud, Melanie Klein
如果當年佛洛伊德沒有這樣堅持，會發生什麼事情呢？他女兒安娜佛洛伊德，以及克萊恩女士，兩人都不具醫師身分，甚至好像只有中學學歷，依法不能進行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療，那會是人類發展與心智探索這個領域多大的損失啊？
我再歷史穿越一下，如果依據臺灣目前的規定，那麼倫敦的溫尼考特也不能執行心理治療，畢竟他只是一個小兒科醫師，沒有精專身分。就這樣，禁止前面兩位女士加上這一位先生，報告長官，我們成功地殲滅整個英國精神分析界了！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只看學歷和證照這樣的荒謬性。
多年來國內許多心理師與醫師前仆後繼，投入各種心理治療的發展及鑽研，包括認知行為治療、辯證行為治療、正念減壓療法、團體心理治療、家族與婚姻治療、心理演劇、眼動減敏與歷程更新治療、榮格心理分析、溝通分析治療、個案管理、薩提爾模式、完形取向治療、精神分析治療等等，令人感佩。比起三十年前的台灣，現在的學習資源豐沛太多，也較為系統化、制度化，就看學習者願不願意做出投身其中的選擇。
每個人的起點都是門外漢，但我們不會永遠如此。只要你選擇有興趣的方向，向前行，就有機會看見光亮。
無論是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或精神科專科醫師，如果在辛苦通過國考、拿到專業證照之後，因為工作繁忙等因素，未能在諮商與心理治療這一領域持續學習耕耘，卻肖想牆上那張專業證照值得一小時談話收幾千元甚至上萬元，不但是一件很荒謬的事，也太小看談話治療這門學問了！
[1] Freud, S. (1926)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20:177-258.
[2] 內在之聲，芮克著，孟祥森譯，水牛出版社，民國80年。
【相關連結】：3P夢拓野｜方格子 vocus
https://www.utopie.url.tw/custom_128452.html【楊明敏】瑪麗蓮夢露 ── 一個偶像的死亡【楊明敏】瑪麗蓮夢露 ── 一個偶像的死亡
瑪麗蓮夢露 ── 一個偶像的死亡翻譯者：楊明敏本文翻譯自安德烈．葛林（André Green）:精神分析工作的迷思與醒悟(illusion et désillusion du travail psychanalytique)一書中的前言
“他們共同治療的病人死後未幾，米爾頓．韋克斯勒（Milton Wexler）和賴夫．葛林森（Ralph Greenson）打算為比佛利山莊精神分析研究基金會，籌組一個研究的計畫，以及出版一本書，專門探討精神分析的各種失敗。這本書始終沒有落筆完成。”——米雪．史奈德（Michel Schneider）:瑪麗蓮夢露最後的晤談（Grasset et Fasquelle, 2006, p.223）
1962年8月5日的前一夜，瑪麗蓮夢露的死訊傳開之後，美國甦醒了，整個世界也隨之吃驚，這是則令人震驚的噩耗。突然間，謠言像是譫妄。死了？怎麼死的呢？是不是因為藥物過量呢？是不是自殺呢？還是因為想讓她保持緘默，因此而被謀殺？或者，在接受了不當、糟糕的醫療，特別是她的分析師，那位鼎鼎大名的葛林森（Ralph Greenson）的治療之後，才香消玉殞的？然而，在她離世之前幾小時見過她的人，都認為她充滿了活力，一點都沒想死的念頭。 前一晚，非比尋常，她沒有談情說愛的約會。很少人知道她對未來有何計劃，她顯得已準備好要和眾多的愛人們分手，她的確曾向“統統”（Prez，總統,president的暱稱），她是這麼稱呼他的，表達“再見”的意圖，但是她也一直與他的弟弟鮑伯．甘迺迪（Bob Kennedy）持續曖昧的關係直到最後。身為司法部長的他，難道不擔心和他相關的緋長流短會透露了什麼嗎？葛林森本人，有沒有捲進某些不為人知、應該要保持秘密的陰謀呢？
瑪麗蓮夢露（M. Monroe）曾經明白表示要離開她的分析師，只是尚未下定決心。在這些神秘的情況下，我們無法宣稱看清楚了什麼。她的死亡，對無名的大眾一直是很令人震驚的消息，而也是這些大眾一直擇取、彰顯和崇拜，但也同時也一直忽略著她，因為，有人能說他了解瑪麗蓮夢露是誰嗎？
她和葛林森進行精神分析有三十個月，人們對於這段治療有種種的臆測。眾所周知，葛林森並沒有自限於“古典精神分析”的操作，他監督她在專業中是否投入，是否準時登上舞台，也監視她的藥物治療，並且雇用爾尼斯．莫瑞（Eunice Murray），身兼數職，包括獄警、護理長、委任間諜，針對她的服藥以及各種行徑的掌控。
瑪麗蓮的真名是諾瑪．珍．貝克（Norma Jean Baker），出生未幾就被罹患有精神病的母親拋棄，父不詳，她從未冠上可能是生父的姓氏莫特森（Mortensen）。當她的母親被宣判無能照顧女兒時，她將女兒託付給一位朋友葛雷絲．麥基（Grace Mckee），以一種“我叫你滾就得滾”的方式照顧她，在八歲時又將她還給她母親。成長在孤兒院期間，她習慣性地聲稱她的母親已經死亡，毫無疑問地，她日後也偏好別人也認為她是如此長大的，她被迫在中學教育完成之前，基於經濟的考量而結婚。雖然如此，她對知識的探索充滿了巨大的好奇，也閱讀了不少重要的文學作品。
青少年時期，她客串當模特兒，當極度焦慮時，她的舉止就像被拋棄的小孩、孤兒一般。無疑地，她有著早熟的性，並非基於個人的好奇與興趣，而是她很早就知道，男人對她的期待就是如此。她的第二段婚姻對象是棒球明星喬．狄馬喬（Joe DiMaggio），非常真摯地愛她直到最終。與他離婚之後，又下嫁給啞瑟．米勒（Arthur Miller），雖然她認為他太過冷淡，但是她盡其所能想讓他快樂。她只知道性的沒被滿足，她應該曾向葛林森承認，既使她有許多愛人，但是沒有過性高潮。安德．得．迪安尼斯（Andre de Ｄienes）是眾多愛人當中之一，是她的攝影師兼朋友。必須要更精確地說，瑪麗蓮害怕電影，因為她必須要說話，所以她更加喜歡攝影，甚至包括了色情照片（她當時二十二歲），這些照片賣得很成功，而且售價不菲。迪安尼斯對她說：“看來不止性感，而且齷齪”。她屈服於這種遊戲中，但一再強調想成為一名藝術家，而不是淪為性的困獸。在這種等待中，她一再地失望挫折。
當她死時，她的母親葛拉蒂．貝克（Gladys Baker），什麼也沒表示。她也許有先見之明，早早就宣稱她的母親已經死亡多時。
她的個人野心是什麼呢？我們得見，在戲劇演出當中，她想要詮釋偉大的角色，包括馬克白夫人。她的夢想是與勞倫斯．奧立佛（Laurence Olivier）共同演出。後者也認識了許多非常神經質的女演員，並且已跟費雯．麗（Vivien Leigh）結婚許久，也就是在慾望街車當中飾演難以遺忘的布蘭琪．杜博伊斯（Blanche Dubois），而且她也是葛林森的病人。瑪麗蓮也想要獲得布蘭琪．杜博伊斯的角色，但是沒有得逞。奧立佛（Laurence Olivier）很討厭她，只給她一則建議：“過於性感的模樣”，她被歸類為招蜂引蝶的女性，在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執導的關於佛洛伊德的電影中，沒有得到扮演賽西爾女士（Frau Cecile）的角色，人們也不給她演出費茲傑羅（Francis Scott Fitzgerald）發瘋的妻子賽爾達（Zelda）的機會（美麗與毀滅,1959）。在她許多著名的愛人當中，必須要提到法蘭克．辛納屈（Frank Sinatra，他也是葛林森的病人)，他是甘迺迪家族的朋友，也是介紹女性給約翰．甘迺迪（John Kennedy）的提供者。她與辛納屈直到1962年，才斷絕來往。有時，她在鏡前度過數小時，質問自己所為，喃喃自語道：“我在看她”。她向來非常確定對電影的畏懼，是和說話息息相關的，在鏡頭前必須要說話，令她恐慌。她有習慣說道：“電影呢，就像性行為，對方藉由你的身體展演各種你不在其中的幻想…我從來不屬於任何事物、任何人，只是感到害怕”。她自比里爾克（Rilke），他曾寫道：美是恐怖的開端。
由於演藝專業使然，她尋求了精神分析的協助。她持續參與演員訓練班的課程，李．史塔斯伯格（Lee Strasberg）深信精神分析，並且利用它於授課當中，因此將她轉介給瑪格麗特．歐鴻伯格（Magaret Hohenberg），一起分析了五年。她接著與瑪麗安．克莉絲（Marianne Kris）做分析，後者是佛洛伊德（Ｓ. Freud）家庭小兒科醫師的女兒，被佛洛伊德分析過，是著名的分析師與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的摯友。瑪麗蓮離開美國東岸時，被她轉介給賴夫．葛林森。後者是精神分析界當中顯赫的人物，可說是美國西岸最有名的分析師。他的病人中有許多是好萊塢的巨星，聲名遠播，與演藝界過從甚密。常常造訪20世紀福斯公司（Fox）的片場，並被支薪負責督促瑪麗蓮遵守承諾合約，他也在控訴電影製片人的法律訴訟期間支持著她，並且審閱她演出的電影的劇本與場景，和許多受不了瑪麗蓮善變與難以預測的性格的導演們有密切關係。有許多執導她演出電影的導演對她深惡痛絕：喬治．庫克（G. Cukor）和約翰．休斯頓（John Huston）特別如此。但是當她死時，他們又倍感惋惜。葛林森曾被稱為“屠殺女性的男人”，恪遵不能有性行為的規定，人們從未譴責他在身體佔了瑪麗蓮的便宜，既使後者可能提供如此的機會。他以開立處方、開藥等化學治療的方式，例如：鎮定劑或安眠藥等，補足精神分析的治療。瑪莉安．克莉絲讓瑪麗蓮到紐約的佩恩．惠特尼精神病院（La Payne Whitney Clinic）住院，但瑪麗蓮非常難以接受這種處置，她因此而呈現了暴力的一面，最後是經由喬．狄馬喬的介入才使得她得以出院。她日後寫信給葛林森，訴苦並抱怨著難以忍受的孤獨。而葛林森這方面，則表示對她客體關係的空虛，以及她對女同志防衛的劇烈程度，倍感驚訝。然而，瑪麗蓮有過兩次同性戀的經驗，其中一次是與瓊．克勞芙（Joan Crawfor）有關，後者常常令她不開心。
我認為她嘗試考驗著她的性，而從來沒有找到令她滿足的性。她對男人的性的侵犯與囚禁，沒有太多抵抗就屈服了，甚至是陌生的男性，而常常自稱為“妓女”。她受苦於因為有個弒嬰的母親，以致永遠無法被治癒的孩子的感覺。她接受協助葛林森的安格柏格（Engelberg）醫師所施予的化學藥物治療，往往是寧必妥（Nembutal 1譯註）。在她死後的調查中，有位調查者的結論是：明顯的謀殺，立此為證。
認識她時，大約五十來歲的葛林森對這些有何看法呢？本名為羅密歐．葛林史澎（Romeo Greenschpoon），有位攣生妹妹茱麗葉（Juliette Greenschpoon），是位音樂家，而葛林森常是她的小提琴的伴奏。和史達凱爾（W. Stekel）有第一段的分析，後者常常和佛洛伊德意見不同，而被排除，接著接受分析於菲尼凱爾（O. Fenichel），他在美國對於精神分析理論的置啄主張有非常權威的位置，最後和法蘭西斯．德里（Francis Deri，她是恩斯特．奇慕耳E. Simmel的學生)工作。
葛林森有一大群赫赫有名的人士作為他的顧客：彼得．羅（Peter Lorre）、費雯．麗、英格．史蒂文斯（ Inge Stevens）、湯尼．寇替斯（Tony Curtis）、法蘭克．辛納屈 …他向瑪麗蓮提議到她家做分析，後來，是到他家。瑪麗蓮逐漸成為葛林森家中非常熟稔的人，按照後者的看法，是要提供給她所缺乏的。她成為了希達．葛林森（Hilda Greenson），分析師妻子的朋友；也成為了他子女的朋友，逐漸地非常依賴這個家庭。
事實上，葛林森非常鍾情於電影。日後他坦承一直有隱密的慾望，想成為導演。他將一件事實減低到最小的程度：他部分地參與瑪麗蓮主演的電影中的場面調度與劇本，而她也無意識地？為他扮演了角色。他和福斯公司緊密合作，每當瑪麗蓮的舉止造成嚴重的問題（試鏡時遲到不來），就會通知他。他的搭檔，米爾頓．韋克斯勒，注意到這種情形並試圖警告他。根據米爾頓的了解，葛林森的方法註定要失敗，他企圖要彌補的種種，無邊無界；此外，他覺得葛林森想提供給瑪麗蓮—一個寄養家庭，此舉只會讓他的病人，歷經在幼年時就失去的種種，覺得更為痛苦。但是葛林森篤定地認為他的選擇是正確的，而不願意聽別的意見。另一方面，不是沒有可能的，他接受安娜．佛洛伊德的認可與支持，他與她的關係很密切。
最後，他找了馬克思．蘇（Max Schur），分析師同時也是佛洛伊德的個人醫師，為他再做分析，蘇接受了這要求；但這還不夠，實際上發生的是，葛林森對瑪麗蓮的依賴日益加深，他因此而決定與妻子遠遊歐洲，瑪麗蓮很難承受這點。葛林森必須要與她保持某種關係，給她一只代表騎士的棋子，作為過渡客體。她的愛人們沒法子幫忙，而她強烈要求他歸來。如果我們環顧一下瑪麗蓮的愛人們，這當然包括了她歷任的丈夫：喬．狄馬喬、亞塞．米勒以及其他固定交往的愛人們：安德．得．迪安尼斯、法蘭克．辛納屈、尤．蒙頓（Yves Montand），後者拋棄了她，因為她就像無理取鬧，極端不成熟的小孩。其中有一人特別值得注意：克拉克．蓋博（Clark Gable），從未成為她的愛人，她說不想與他上床睡覺，而是愛他如同一位父親。她從一起拍攝亂點鴛鴦譜（Désaxés）時，便認識他了，也承認在拍攝期間對他有過真正的、肉體上的感覺。馬龍．白蘭度（Marlon Brando）曾是她的愛人，狄恩．馬丁（Dean Martin）也是。在與亞瑟．米勒結婚時，有次在拍攝過程中流產過一次。性對她的並沒有太大效果，她無法越過性冷感的障礙。她曾將自己委身給陌生人（計程車司機），要求肛交，但也沒有特別刺激的感受。她等待著有人對她說她是有個靈魂的，而這靈魂允許她“獻出她身體的一部分”。
最後，在這長長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單中，甘迺迪兄弟也上榜。她曾在約翰甘迺迪總統的生日宴會上高歌：生日快樂，總統夫人賈桂琳（Jackie）刻意避免出席（1962年五月）。瑪麗蓮身著晚禮服，價值六千美元的所縫製的服裝，使得她的出現異常耀眼。彼得．勞福德（Peter Lawford）稱她為：“故瑪麗蓮夢露“（The late Marilyn Monroe），是語帶雙關的表達：“總是姍姍來遲的”，同時也是“引領企盼造成騷動的” 瑪麗蓮夢露。她不得不屈服在這些神秘氣氛的環境下，有人甚至歸咎於葛林森，認為他與鮑伯．甘迺迪有串通勾結。基於專業的守密，保持著極有正當性的沈默，這點對他的壓力非常巨大。
她的葬禮是由喬．狄馬喬籌辦，他對她的愛是毫無疑問的，被邀請參與的人士，與電影界的人員毫無瓜葛。在她死前不久，米爾頓．韋克斯勒清楚地明白了，源自葛林森的反移情，是有結構的。也就是說，各種關係的層層堆疊，以致於無法拆解。在這個社交圈中緊密連結的份子之間的關係，呈現在下面的圖表中，是一種內婚制的關係（endogamique），分析關係中的中立（neutralité），往往要屈就這些成員在媒體上廣為流傳的、泛泛意見與形象。對於瑪麗蓮的死亡，倍受影響的葛林森有種感覺印象，她確實是擺脫他了，而這對她會比較好，而且她早就計畫好要離開他了。她似乎說，她找到解決之道了。
她終於了解什麼是精神分析，也就是各種（自由）聯想所具有的最重要角色，但是，在分析情境中她無法提供話語、字詞。她因此決定獨自錄製錄音帶，然後來到分析場所時才對葛林森播放。她不再害怕無話可說，但卻無法和移情的客體對象做連結。思考與說話，無法同時並進。為了克服成為毀謗的對象，葛林森必須要如此稱呼瑪麗蓮：“我的小孩，我的痛苦，我的姐妹，我的不講道理”
要如何看待與思考這個分析的失敗呢？首先必須看出，瑪麗蓮可能不是精神分析所能協助的，她可能過早的、過於深沈的遭受到難以被治癒的創傷，也因此難以承受分析中必須要有的挫折。她竭盡所能，運用各種方式來抵消挫折引發的致命影響。不用多說，她不曉得什麼是愛，不認為自己可以成為母親，和自己的母親一直有著嚴重的情感兩歧（ambivalente）。她很擔心會重複母親對她所做的種種。在她令人驚豔的成功的背面，只有失敗的感覺，而這是與她自我的理想（idéaux du moi）比較後的結果。她不相信任何人對她的愛，長期以來，她受制於畏懼害怕。她的美使得她成為獵物，而非愛情的保證與信物。她從來都不認識自己的父親，也不認識自己的母親；而她的母親，由於精神病的折磨，甚至不知道自己有個女兒。代理她母親職務的每個人，輪番地拋棄她。最後，她是個如假包換的孤女，找尋著她不認識或者瘋狂的父母親。
葛林森認為她的不幸來自於枉然地等待著父親，也許是吧！但是他似乎忽視了有關病態的母親與小孩早期發展的匱乏，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我不曉得如果他有這方面的認識，如果他整合吸收了威尼考特（D. W. Winnicott）的想法，事情是否會有不同結果。也許什麼也不會改變吧！但可以確定的是，他的專業態度將會大受其利。安娜．佛洛伊德作為佛洛伊德的女兒，被認為是他思想的合法繼承人，曾接見過瑪麗蓮數次，並且給葛林森一些建議。英國的精神分析必須要提供意見給美國的精神分析，對此，我們無法確定這是否是個最佳的選擇。因為，我們必須坦承美國的分析師們，花了許久的時間，才理解威尼考特的想法。對他們而言，威尼考特被當作克萊茵主義者（kleinien），這種看法是我們所有能做的當中，最糟糕的一件事。當瑪麗蓮想要諮詢這專業中最傑出的人時，她便自然而然地找上了安娜．佛洛伊德，也因此沒有什麼巨大的收穫。而安娜．佛洛伊德有關這事的筆記當中，也透露著極度的平庸無奇。這一切的發生，按照我們的期望，其實可以有更好的結果。
瑪麗蓮是個典型的，精神分析治療失敗的代表例子。她的命途多舛，連番遭逢命運災難的打擊，與丈夫們、愛人們屢屢失敗的愛情。她喚起了我們的愛，但是沒有人願意為此付出代價。她是個典範的、殉道的、犧牲的形象與代表，她常存在我們的記憶當中，頭上帶著我們憐憫與同情的光環1。
1譯註 戊巴比妥鈉，安樂死所使用藥物。
1本文中許多紀錄受惠於米雪．史奈德（Michel Schneider）的“瑪麗蓮夢露的最後晤談“（Marilyn Monroe dernière séances ,Pais, Grasset et Fasquelle, 2006)一書，對這方面有進一步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這書。
關於作者楊明敏精神科醫師、巴黎第七大學精神分析博士、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精神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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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是非論愛情》作者：李俊毅
《是非論愛情》—— 無境⽂化，2023
九⼗八歲的精神分析⼤師 Jean-Claude Lavie 談愛情，⽽且是⽤「是」與「非」正反兩個視⾓/聲⾳交互辯證，有趣極了，這書薄薄一本，非看不可，錯過可惜，特別是多年前⾒識到他的《從⾔語誕⽣的現實: 精神分析實作三景》一書中展現出來的即興⽽⽣活化講課內容與法式風格，一輩⼦⽣活歷練的智慧結晶在此一覽無遺。
精神分析的理論多數是⼆元論，⽣與死、內與外、主體與客體、現實與幻想、在場與不在場等等，這樣的組合具有強烈的 head-to-head 衝突性與不穩定性，需要進化到相對穩定的三⾓關係，如同佛洛伊德前後兩個拓墣理論：conscious-preconscious-unconscious 與 ego-superego-id，外加伊底帕斯情結，構成了三位一體的結構，這是佛洛伊德建立精神分析王國的起⼿式，也是 André Green 說的⼈類⼼理結構最終要有兩個客體，從來不會只有一個。作為客體之一的第三者向來是隱晦存在，似有若無的⾝形襯托出其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無所不知。
愛情沒有不同，依然是三⽅⾓⼒，是與非之外，需要「想」作為第三⽅來衡量正反兩⾯，⽽「想」來⾃拉丁⽂的秤重、比較。我們所想之事的份量不以聲量來衡量，也不取決於佔據的空間⼤⼩，甚且往往是反比例。物體重量源⾃重⼒，那思想如何秤⽄掂兩？如同我們始終無緣直視無意識，因為它永遠位於意識的背⾯或是另一頭，我們只能殫精竭慮間接推敲它的存在，因此作為第三⽅的過渡/想像空間變得無比重要。當一個想法揮之不去，另一個想法卻悄悄溜走；當不再執著於一個想法，另一個想法⾃然浮現上來。愛情亦同，當我們不再想她，她便莫名湧上⼼頭，第三者穿梭於其間，我們卻意識不到它的介入。
愛情是一種驅⼒，一種本能，⼒比多帶領我們在茫茫⼈海中找到該愛之⼈，不是湊巧，⽽是必然，精神分析的愛情觀原本就是如此強烈⽣物學傾向。我們等待的始終是一段愛情，⽽不是一個女⼈；有了愛情的需求，我們認定她存在，然⽽我們真⼼期待她現⾝嗎？絕對不是，我們恐懼她太真實，她只能存在記憶中，她只能是一種幻覺式的存在，她的現⾝必定是一場災難。
是：活著，就是不斷等待著愛。非：等到這個渴望滿⾜之後，就一無所求了。——（p.34）
愛情是一種假象，一種錯覺，因此所有的等待都是虛幻的，重要的不是它的真實性，⽽是它激起的慾望，⽽慾望永遠是一種精神現實，⽽慾望的客體（對象）卻總是一種外在現實，因此帶著強烈慾望的幻象有何不好？否則，Lavie 幽默地說，世界上只會剩下一批睿智的性無能者。
Lavie真正想說的是，愛情作為一種⾃我理想（ego ideal）的表徵，是一種早已逝去的原發⾃戀的後續繼承者，⽽且是再性化（re-sexualize）的退⾏性產物，它激起的慾望與誘惑往往帶來一場腥風⾎雨。⾄於愛情是否有得到/達成的一天？或說，我們真正所愛之⼈有現⾝的一天嗎？我認為 Lavie 的答案是否定的。愛情的真諦在於永無⽌境的追尋，一旦宣稱得到，想像空間瞬間閉鎖，追尋動機一夕歸零，是一種不折不扣的倒錯（perversion）⾏徑，這若不是狂躁防衛（manic defence），就是精神病防衛（psychotic defence）。
Lavie⽣前最後一本著作回歸一個老⽣常談的議題——愛情，想想，這跟我們在診療室與個案⼯作的內容有何差別？愛情真是一輩⼦的課題，敢問世間情為何物？有⼈可以回答嗎？
【相關連結】：是非論愛情 Pour et contre l’amour關於作者李俊毅高雄長庚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
https://www.utopie.url.tw/custom_126543.html【楊明敏】雙重時間與時間之外【楊明敏】雙重時間與時間之外
雙重時間與時間之外作者：楊明敏
紀念拉維（J. C. Lavie）今年的七月某個夜晚，他長眠了，如果到十一月，那他就有一百歲了，百歲之後的一個月之後，我才想到要寫最後的隻字片語。
互為時間（Dual Time）
在巴黎：有一回前往他家中參加法國精神分析學會（A.P.F.）的候選人（candidate）團體的途中，在歌劇院的地鐵站，我看到一個告示牌寫著：禁止入內、死亡之虞（danger de mort），反而讓我好奇，裡面到底是什麼。其後，當天的團體進行得不甚順暢，有許多沈默，我卻縈繞著地鐵內的告示警語，覺得有些奇怪，但隨即浮現了對應的中文表達方式：生命之虞（danger de la vie）。
在台灣：有一回他與我在一所醫院的電梯當中，他注意到標示樓層的數字沒有四樓，他問我何故，我說這是忌諱，因為4在中文的發音，與死相同，因此在醫院當中沒有4，在醫院當中沒有死。
巴黎與台灣之間：有十年以上的時間，每個星期三的台灣傍晚，巴黎的早上，我們透過視訊談論我的個案和精神分析的種種。許多次，我說的法文當中的人稱、性別、時間常令他混淆，我向他說明中文中有些情況不用主詞，例如“起風了”，沒有 il 這樣的字眼，動詞也沒有時態的變化，而是借助語尾的小字眼，例如：了，表示動作完成。他則問我是否中文更適於精神分析的表達，對於母語是中文的我，完全無法回答，我心裡想：也許是兩個人用各自的語言溝通時，比較接近精神分析想表達的。他隨後想起，有一回他問 Ｗ. Granoff：“現在幾點了？”Ｗ. Granoff想了一下，回答他說：“佛洛伊德說：現在十點了”
最後一次他送給我的禮物，是一只路易皮昂（Louis Pion）的手錶，錶面的左右兩邊各有一個圓圈，圈內有時針、分針、與秒針，各自受錶殼內不同電池管轄，最下方明顯地寫著互為時間（Dual Time），通常我將這兩個圈圈設置為巴黎與台灣的時間，日前代表台灣的時間指針停止了，我沒有想要更換電池，而是將巴黎的時間更改為台灣的時間，難道我是想掌控生命的時間與死亡的時間嗎？日後再見了，拉維先生（Monsieur Lavie）。
感謝怡妝拉維生前兩度來台，都是由怡妝擔任公開講演時的逐步翻譯，他最後的法文書寫，也是由她慢工出細活筆譯而成。
時間之外
不是斯湯達爾的論愛情中的分類與結晶，不是等待果陀中的重複與荒謬。那麼是什麼？是…是拉維的是非論愛情翻譯的完成，在等待的盡頭，中譯本像行文中是非反覆、無法確定是否會前來的女子，倏忽出現了。
在拉維來台之前，曾經考慮過以同步翻譯進行，友人與我反覆聽了許多次，仍然認為雖說是同步，但兩種語言的聲響仍然有著無法忽略的、微小的時差，甚至有時嗡嗡作響，因此選擇了逐步口譯的方式進行。
就在講演的稿子完成後的數天，拉維約我了在歌劇院大道住處的露台討論內容，當他問到台灣的聽眾是哪些人？如何揣想他們想知道什麼？我支吾地、捉襟見肘地無法明確的回應。他逐漸有些緊張，可能是意識到這問題是無法預先答覆的，但隨即他的焦慮鬆弛，而以好奇的口吻問我：Odile（怡妝的法文名字） 有學過精神分析嗎？我搖頭說：據我所知，應該是沒有制式化地學過，他沈默了一會兒，說：“她好像都懂我在說些什麼！”
講演在台灣進行時，我在台下專注地聆聽法文與中文，核對著口譯的正確性，是否忠實等等，但是當我回神過來時，卻覺得方才有種錯覺：怡妝說法文，拉維說中文嗎？演講數日後，拉維與我在淡水的某餐廳用膳，我以有限的知識向他介紹紅毛城時，他突然對我說：我聽得懂Odile的翻譯。
數年後，我又得知拉維與怡妝的生日是同一天，如果他的身體狀況允許，兩家人是會一同慶生的。知道這“巧合”之後，我的回憶中也平添了新的景象，怡妝也在他家的露台上與我們討論。日後我想到拉維時，思緒往往會轉到這段插曲之上。 非常謝謝你，怡妝。
【相關連結】：是非論愛情 Pour et contre l’amour關於作者楊明敏精神科醫師、巴黎第七大學精神分析博士、國際精神分析學會(IPA)精神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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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creative or not to be creative：從《偶然與想像》到《在車上》作者：李俊毅
《偶然與想像》是大約一年前在眾多臉友的好評下好奇去看的，在那之後，基於對於濱口龍介的好奇，立馬看了他稍早的《睡著也好醒來也罷》。這兩部片子的架構緊緊抓住“coincidence”的精髓，觀影者需要的是足夠的”imagination”能力，如同Adam Phillips（2002）所言，我們不但需要free associating analysand，也需要free listening analyst，在診療室中兩人對話忽焉現身的吉光片羽並非偶然，反倒是俯拾皆是的生活日常，只是我們通常選擇聽而不聞，視而不見。
聽而不聞，視而不見，並非易事，需要強而有力的防衛、阻隔，因此形成所謂的「症狀」，這些症狀蘊藏大量不可直視、不可碰觸、不可直球對決的折衷（compromise）。這些扭曲變形的折衷狀似平靜無波，未被馴化的驅力卻競相逃脫桎梏，於是有了偶然。現實生活如此，診療室中如此，濱口龍介讓我們無所遁逃於這些偶然，每個人都得時時準備好面對，或是不面對，這些數不盡的偶然。
來到《在車上》，濱口龍介顯然換了一顆心，一個腦袋，像是他導演生涯的一個轉折，一種心境，我寧可視同精神生命（psychic life）為了活命的自然演化。這部片子改編自村上春樹《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一書中的三個短篇故事，以《Drive My Car》以及契訶夫劇作《凡尼亞舅舅》作為影片主軸，加上《雪哈拉莎德》與《木野》的情節穿插其中。編劇很厲害，人性的忠貞與背叛，嫉妒與羨慕，真實與虛假，天衣無縫地鑲嵌在影片的對話中。可也不要忘了影片開始《等待果陀》的一段對話，那種等待救贖的期盼與無望感，預示了影片情節的走向。
村上春樹，在《Drive My Car》一文中自始自終強調家福「靈敏地感覺到」身為演員的妻子音在拍片過程中總是與不同的年輕男演員發生婚外情，這段關係隨著片子拍完而結束。家福很痛苦地決定保持沈默，營造妻子認為他毫不知情的狀態下平靜地過生活，家福甚至後來跟那些男人成為朋友也是因為妻子跟他們睡過覺的關係，家福的防衛性自虐特質果然很有畫面感。
這一點，濱口龍介在影片開始沒多久就悖離村上春樹了。家福原訂的海外演出因故臨時取消而從機場返回住處，無意間「撞見」/「目睹」妻子與外遇男演員的性愛場景，瀰漫在村上春樹讀者心中基於精神現實發展出來的想像空間瞬間凍結，觀影者的思緒自此被牢牢拴在外在現實面。學精神分析，不難聯想到這是原初場景（primal scene）的再現，而佛洛伊德所有原初幻想（primal fantasy）的基本精神是phylogenetic，也就是不強調直接目睹，而是當作somehow必然發生，村上謹守這道精神，無奈濱口龍介卻選擇將它具象化，這其實是導演的難處，卻是作家的特權。這讓我想起最近在衛武營看的一齣戲劇《碧廬冤孽》（The Turn of the Screw），作家Henry James在書中未曾將早已身亡的不倫戀男女主角女家庭教師Jessel與男僕Quint具象化，只以無形的鬼魂隱隱約約存在，但是戲劇導演卻選擇讓兩個鬼魂具象現身，並且有口語對白。文字提供讀者寬廣無垠的想像空間，戲劇卻相對扼殺觀影者的創意，但這是現實妥協。
《在車上》精心雕琢的劇本固然引人入勝，演員之間的對話充滿較勁與試探，但是如此斧鑿斑斑的人為操弄卻相對扼殺了創意與想像，特別是跟《偶然與想像》相較之下。《凡尼亞舅舅》的選角很體貼地涵括台日韓三國演員，排練/演出時使用各自的母語之外，很神奇的加上（非口語的）手語溝通，看似創意十足，超越語言的多樣化溝通方式，但如此複雜的選角讓人懷疑濱口龍介是否屈就於某種外在現實？此外，不同於村上春樹書中的模糊與曖昧，濱口龍介一開始就把妻子音生前的外遇對象高槻檯面化、具象化。家福既隱晦也很針對性地試探、挑戰、甚至是報復高槻，而高槻也似知未知、小心翼翼地回應家福，兩人之間的競爭高下立判，最終以高槻因衝動過失殺人被捕而落幕。假如這是一場比賽，家福最後獲勝，內心潛抑的謀殺願望終於得到解放，原來矚意高槻扮演的凡尼亞舅舅這個角色終究回到家福身上，但這也是預料中，因為家福根本不想放棄這個角色。
妻子音的外遇始於女兒早夭之後，這算是一種哀悼過程；家福在車上播放他與妻子的對話錄音帶，這是家福對於逝去的妻子的哀悼，甚至進入某種程度的憂鬱；司機美沙紀的年齡正好是兩人失去的女兒（若在世）的年紀，這也算是一種哀悼與重生過程。這些都算是一場創傷的修復之旅。
妻子音因為腦溢血意外離世，使得家福晚歸矇上一層罪惡感，同時也可視為家福潛抑多年的謀殺願望（murder wish）的行動化，猶如美沙紀對於困在倒塌房子的母親見死不救的行徑，彼此如此高度認同也讓兩人敞開心胸，壓抑多年的情緒整個爆開。片末是個不免俗的happy ending，我一直覺得這畫面是個累贅，是個不必要的存在，無情地終結了觀影者的想像與創意。
這算是一部公路電影，如同《偶然與想像》的第一段《魔法（也比不上的虛幻）》，更如同我個人鍾愛的《巴黎・德州》(Paris, Texas, 1984)。在車上，兩人形同被禁錮在密閉空間，那是個談心的絕佳時機與場合，如同診療室中的dyad，親密的心靈之旅就此開展。
關於作者李俊毅高雄長庚醫院精神部主治醫師
https://www.utopie.url.tw/custom_123194.htmlFreud: The Secret Passion (1962)Freud: The Secret Passion (1962)FREUD, THE SECRET PASSIONThe first film made about Sigmund Freud, Freud, the Secret Passion was directed by John Huston and was based on a very long script proposed by Jean-Paul Sartre in 1958 but reworked by Charles Kaufmann and Wolfgang Reinhardt (Sartre insisted that his name not appear in the credits); it featured Montgomery Clift in the role of Freud and Susannah York in the role of Cecily Koertner. Released in 1962, it was distributed in France under the title Freud, désirs inavoués.
